我在大一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认识了松，他是高我一级的本系师兄。
那时，刚离开中学的我还不太适应大学的生活，不知道如何打发多余的时间。于是，我在几位室友的鼓动下参加了摄影协会。第一次去开会，我们早早地就到了，作为骨干的松却姗姗来迟。他拿了一大叠照片，自顾自地坐下，一副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样子。松的头发很黑，但是乱得让人毫不怀疑那里面可以掏出麻雀蛋。一双大眼布满血丝，象是严重睡眠不足。脸上就像一块没收割干净的麦地，顽强地冒出许多短短的胡茬。我微笑着向他要照片看，我把头扭在一边，看也不看我一眼，随手把照片丢过来。那天起，我对松有了很深很糟糕的印象。

第二个星期，协会组织到离校十余公里的一个古镇采风。考虑到创作的需要，会长把会员分成几组，每组由一名较有经验的老会员带队，我不幸分到了松的那一组。那天，松还是老样子，紧锁眉头，不苟言笑。虽然他挺真诚地借摄影器材给我用，还耐心地指导我拍摄，但他和我的讲话通共不到二十句。在古镇的一条幽幽老巷里，松看上去显得落漠而潦倒，与怀旧的背景丝丝入扣。我以他为主角拍了一幅照片。照片里一脸沧桑的松怀抱一把破旧的月琴倒在残朽的木门边，流浪艺人似的。那纯粹是心灵的一种触动，我对松的印象并没有多大改观。返校的车上，松挨着我坐，我们一直没讲话。快到站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他的宿舍号，说有疑难时可以找他，我点了点头，还是没有说话。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松还没有在我的视野里出现，我几乎已经忘却他了。一天，摄协突然通知开会，我准时去了，但只有很少几人参加，会议室显得很萧条。松也在，他比我上次见到时瘦了，眼窝深陷。因为他的沉默，我对他的存在几乎忽略。会长说，打算组织一些会员出去采风，地点是远离省城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将举行一个盛大的苗族节日。我是个贪玩的人，当然经不起这种诱惑，冒着下半个月饿肚子的危险，第一个报名要去。第二天，他们通知我，一共去八个人，松也在内，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在星期六早上出发了。松在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活跃，又是猜拳又是跳舞的。我和松的座位挨着，他的话特别地多。我们从罗大佑、张学友一直谈到金庸、王朔。我惊奇地发现，松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么酷。

由于找不到车，当天晚上我们无法赶到目的地，只有住宿在离那里60公里的一个小镇。刚刚放下行李，松就和另一位师兄毅邀请我喝啤酒，毅和我是老熟人，我便没有推辞。我们一起猜各种各样的酒拳，什么“美女熊”、“小蜜蜂”，层出不穷，直到半夜两点才收场。松不胜酒力，早已醉眼朦胧。

在那个苗族村，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个劲地端起相机猛拍。我流连于一片卖民族工艺品的地摊，半天的讨价还价才买下一枚戒指。付了钱后，我才发现，我已经和大家失散了。四面望去，尽是观光客的汹涌人流，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瞎转了一圈，也没见着同伴们的影子，只好回到下车的渡口等候。眼看天就要黑了，仍不见他们归来，我着急地走来走去。这时，我看见对岸有人在对我招手，但他喊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见。渡船摆过来了，原来是松。他跳上岸就给我一记爆票，说：“小丫头，害得我好找！”他大口地喘着气，脸上焦虑的神色都还没有散去。我一阵感动，忙掏出饼干和水致歉。

回学校后，松几次邀请我出去玩，我都推掉了。校园歌手大赛那天，他要我去为他捧场，我无法拒绝，便和室友一道去了。他唱的是老狼那首《恋恋风尘》，投入而动情。我用劲地鼓掌，他在台上俏皮地对我眨了眨眼，开心地笑。

又过了两天，松约我去暗室看他冲洗照片。我出于好奇就去了。暗室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一边有条不紊地工作，一边告诉我许多关于他的事。有一会，我和他都沉默在黑暗中，突然，我的手被一双又烫又汗的手握住，暗室里静得只听见他的心扑通直跳。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冲击得手足无措，挣脱他的手就往外跑。

我心乱如麻，在学校的小道上逛了很久才回到寝室。一推开门，桌上一大把火红的玫瑰就灼痛了我的眼睛。室友们只是窃笑，谁也不说话。我红着脸抽出夹在花里的卡片。卡片上画着一个围兽皮、挽长弓的野人，眼睛大大，头发凌乱。旁边有两行小字：“我是一名潦倒的斗士，只能用玫瑰作弓，歌声作天，攻克爱情的堡垒。——S”。我的心霎时震颤了，久久无法平静。

我曾看到松的床头贴了一则征婚启示：松，男，22岁，五官端正，个子一般，脾气暴躁。无存款，有债务。现有资产海鸥DF-300X相机一台，适马变镜头一只，住房1/8间寝室。有意者请与2栋306本人联系。当时我笑了半天，没想到，后来我竟做了这张启示的俘虏。原来，一生中苦苦盼望的缘份，出现时是不可预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