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庸官
一夜无话。/\

按以往的习惯，本该吃过早饭后便去附近比较有名的景区闲逛欣赏一下风景。可今天早上起来后皇上一直没有发话，其他人也不敢出言建议。直到十点左右，朱棣终于宣布将马匹寄存在客栈，步行去府城。

一行人步行进入府城，高气压始终笼罩在他们的上空。朱棣不说话，谁也不敢吭声。每当朱棣的目光无意瞟过某个随行之人，他们总是缩紧了身子，垂下头，象是被吓坏了的鹌鹑一样。这便使得朱棣的心情愈发恶劣了。

如果黄俨随侍在旁，朱棣老早就冲过去对着他猛踹了，那样心头的郁闷也可以稍稍减轻一些。偏偏张辅、杨荣、马三保全都不适合充当这种出气筒的角色。穿越至今，朱棣对人权的观念已经越发淡漠，但基本的底线还在。无缘无故地殴打张辅和杨荣对朱棣而言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情。马三保虽然是个宦官，但即便朱棣不知道马三保就是未来的郑和，但马三保仪表堂堂，凭此朱棣也不可能把马三保当成黄俨那种弄臣的角色。

朱棣确实很郁闷。

赋税改革的主要思路是用役银取代大多数徭役，田产多的地主利益自然受损。然而在明初，地主阶级的力量正处于最为弱小的时期。因此，背地里诅咒的人倒是有，但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这项改革。对于背地里咒骂的人，虽然也有过几例厂卫地秘密报告。但朱棣却选择了无视。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咒骂，为了维护皇帝威严，朱棣自然不会心慈手软，轻者处以极刑，重者牵连家族。但背地里骂嘛，既然损害了人家的切身利益，挨骂又不会少块肉。这点胸襟朱棣还是有的。

朱棣自以为赋税改革会一帆风顺，因为他早就颁布了“凡官府中未登记的田地均为荒地。任何人都可以去官府登记，只需缴纳很少的费用便可获得开垦该荒地的权力进而拥有该地”的政策，传统地隐瞒田产这种技俩就变得不太好用了——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为了能够只花费很少地费用便可合法获得大片“荒地”，他们甚至不在乎得罪当地大户。况且，抛开普通的农民不谈，地主阶级内部也并非一团和气。只要吸引力足够。地主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与阶级同志翻脸。

可惜朱棣忘了，任何改革都会受到反弹，区别只在于反弹的力度大小而已。

地主阶级不敢明着反抗，却可以和衙胥勾结起来玩弄一些手段。

朱棣并不知道，其实有明一朝拖欠赋税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那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相应的。朝廷对此一般都不会进行严厉的处罚，多半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等手段很少有效果。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这种事情在明代中后期很常见。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地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比如说1430年宣德皇帝就下令全面减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特殊情况下，蠲免的范围甚至还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

然而对拖欠者几乎不进行处罚以及蠲免，却反过来鼓励了逋赋行为。因为，违法者可以得利，而守法者的利益却受损——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后世在街上看到有人昏迷，见死不救则什么事都没有，而采取救助行动者反而有可能被法院判罚。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自然而然地蔓延开来。结果。某些地方的纳税人便宁肯请人代杖也不肯纳粮了。

这种现象其实应该怪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是一心为农民着想的皇帝，规定了很多有利于农民地法律。拿拖欠税款来说吧。对于拖欠税款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然而明太祖没带好头，不仅没有积极追缴欠赋税，反而明令禁止官员下乡以免骚扰百姓。草根出身的朱元璋爱护底层百姓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一个小例子：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朱元璋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在这种前提下，从朱元璋开始，整个明朝皇帝对于百姓拖欠赋税几乎全都可以用熟视无睹来形容。既然皇帝并不在乎拖欠赋税的问题，地方官会吃饱了撑着去做费力不讨好地事？！

明成祖南征交趾，战争持续二十多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如果仅凭想象，那么很多人都会认为永乐年间逋赋行为应该非常罕见。但事实呢？明成祖死于1424年7月18日，朱瞻基却于1430年下令全面减免长江三角洲地区，蠲免额达300万石的税粮。仅凭这个数据便可以得出结论：永乐年间地逋赋行为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遏止——否则。区区六年时间长江三角洲地区怎么可能欠下300万石的税粮？

朱棣不知道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明成祖并没有遏止逋赋行为，但他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逋赋行为，那么即便百姓的收入越来越高，将来国家的税收仍然会越来越少。如果国家的收入减少到一定程度，那便无力修建大型水利等公共设施；遇到了大地自然灾害无力赈灾；农民起义或是外敌入侵则没钱打仗。总之，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过少，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之期也就不远了。

每次读明朝地历史时。朱棣总是恨得牙痒。明朝地活力固然远远不如唐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么大一个“发达国家”，到了后期却是赈灾也没钱，打仗也没钱！原先朱棣认为明朝没钱是因为没有系统地累进制税率，为了让最穷苦的百姓也有条活路，明太祖只能将税率定得极低。然而令朱棣失望的是，如今已经颁布了累进制税率，却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纳税人们却以“请人代替挨打”的办法拖欠赋税。若是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生长在深宫大院的皇帝多半会以为百姓拖欠赋税是没办法，因此只好减免——崇祯皇帝没有数学头脑，征收地三大饷加起来每亩也只不过几斤（顶多十几斤）稻子，却被言官们哭喊几声就放弃了这个能够挽救明朝的办法。

论性格的残酷程度，朱棣自认拍马也赶不上这具身体原先的主人。但是对于逋赋行为，朱棣的态度却比明成祖更为冷血。朱棣一直都认为“农民都很纯朴忠厚”这句话很搞笑。在力量弱小的前提下，大多数农民会遭受压迫剥削不假。然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抗租抗税、久佃成业已经算是温和的行为了。暴*造反时，农民起义军不仅对地主残酷，对“阶级同志”同样残酷！从那些兽行中，朱棣看不出任何“纯朴忠厚”的迹象。

明朝农业水平比同期地欧洲和日本要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的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比同期的欧洲和日本要多。就剥削程度而言，欧洲仅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10%。同时农民还需要向领主缴纳赋税，加起来自然远比明朝要多。至于说日本，德川政府的逢二抽一不谈，在德川之前地战国时期，大名们的收税额度通常也在40%-60%之间。于是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明朝的自耕农（不计佃农，因为地主收取的地租整体水平在40%-60%之间）能够自由支配的物资要远远超出同期的欧洲和日本同行。

……既然如此，那些纳税人凭什么拖欠钱粮？！

不过，若是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却也不妥。

因为，拖欠的赋税是历年积累而来，若是强迫欠税者立即补齐所有的拖欠钱粮。补不齐就没收家产。弄不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因为，拖欠地钱粮都是历年积累而来。采取高压手段。大户或许能够在不伤筋动骨地前提下偿还拖欠赋税，但小户却有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按朱棣之前的想法，小民小户在当地活不下去就移民。但永乐元年灾害不少，光赈灾以及安置灾民就耗费不少。如今国库不算充裕，一动不如一静，这种时候采取强硬措施又似乎不妥。

到底该怎么办呢？

心中地结没能解开，朱棣便漫无目的的在常州街头逛来逛去。

不知不觉，朱棣突然发现侍卫们围成一道无形的墙把自己堵住了。

抬眼望去，原来，前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聚集了一大群人。大约担心皇上的安全吧，张辅便暗中指挥侍卫挡在了前面。

见皇上目视自己，张辅连忙答道：“打听过了，今天是常州知县开衙处置拖欠赋税的事情/。县衙太小，所以顺应民意在县衙门口的空地上审案。百姓们都赶过来看热闹。”

朱棣一晒。

古代就是这样，大约是因为日常娱乐太少的缘故，百姓们竟然连观看打板子、砍头这种事情也兴致勃勃。

本待转身离开。但朱棣又突然想起昨天刚认识地那个陈小锋今天可能也会挨板子，于是心中一动，指着侍卫们说道：“让他们挤出一条路来，我要到最前面去看。”

张辅顿时面露难色。

若是其他情况，别说是挤出一条路来，便是让张辅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也不会眨一下眼。但问题如果让皇上挤在人群之中，万一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有个差错。他便是有九条命也不够砍啊！

张辅正期期艾艾地不知怎么回复，却见杨荣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对朱棣说道：“老板，我在旁边的酒楼订了一个雅间，二楼，在那间房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县衙门前发生的事情……”

朱棣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杨荣，压低声音问道：“这种时候，能够看到知县审案的雅间还会空着？暴露朕的身份估计你不敢……你该不会是亮了自己的身份吧？”

“皇上请放心，微臣哪会做那种糊涂事呢？”杨荣也压低了声音嬉皮笑脸地答道：“那雅间确实已经有客人订了。不过。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可是足足花了两贯钱才让原先地客人让出位置的……两贯钱啊，微臣得整整喝六天西北风才攒得回来呢！”

见杨荣露出一副心疼无比地守财奴模样，朱棣不禁失笑。

杨荣的本俸虽说只有十贯，不过京官拿双俸，加上云骑尉岁禄八十五贯，合起来每个月是二十七贯，放到后世差不多相当于八千到一万——虽说对于官员而言这种月薪也不算很高。但杨荣毕竟只有六品嘛。况且，杨荣是天子近臣，还时不时能够得到皇上的赏赐，因此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贫困。此时杨荣装出这副模样，无非是逗朱棣一笑罢了。

当发现常州知县准备审理拖欠案件时，朱棣的注意力就已经转移了。因此不象之前那么郁闷。现在被杨荣一逗乐，更是顿觉心爽气畅，种种窒闷、郁抑、忧煎、沮丧心绪一扫馨尽。

朱棣便转身朝酒楼走去。

伙计眼尖，见到杨荣后立即高唱一声：“楼上雅座请！”

侍卫众多，自然不能都跟着朱棣身边。纪纲领着一些人在酒楼外守着，马三保则带着一些人留在一楼大堂，装成散客的样子各自点菜。张辅和杨荣跟着朱棣进了雅间。

点完菜，合计六贯三百文铜钱——相当于七品官员的月俸，其丰盛程度自然可想而知。茶博士沏上茶后不久，流水般端上菜来。这座雅间的位置确实是好。县衙门口那一大块地方看得是一清二楚。待朱棣发话后。张辅和杨荣也坐上了桌子，一边吃一边朝楼下望着。

衙门口聚集地人越来越多。无数如蚁的人有老有少有妇有幼，有的吵叫有的哭闹有的说笑，嗡嗡蝇蝇的议论声搅成一片。这些围观的人一边说话，一边对紧闭的衙门指指点点。

饭吃到一半，底下突然传来兴奋地鼓噪欢呼声，“林太爷升衙罗，噢嗬……”

朱棣探头望去，果然衙门已经大开，衙役们手执黑红水火棍都一字站在衙外，正在推着向前涌动的人群，呼喝着虚打。不多时，一个头戴乌纱帽、身着青袍团领衫、腰间束着素银带的七品官员跨出了县衙门槛。

这名知县中等个子偏瘦，但他的眼神凌厉，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向下扫视，滚腾翻闹的人声便由近及远便安静下来。

“父老乡亲们，”林知县扬声说道：“大家喜欢看拖欠赋税的案子，我林某人顺从民意，在这里立地断案！”

“拖欠赋税地粮长以及典史里正，都来了么？”

一旁的衙胥赶紧说道：“回明府大人，都在签押房侍候着呢！”

“带上来！”

不多时，一群人便被带了上来。林知县并不自己做决定，而是向身旁的吏员咨询意见。

在一旁的吏员的指点下，先是验明了正身，然后林知县便例行公事地询问欠税人现在是否能够补足欠税。答案惊人的一致：不能。

这时，其中一个吏员又建议知县下令杖责那些欠税者。

围观群众全都屏息吸气，全神贯注地盯着衙役们实施肉刑，整个场子里除了偶尔几声小孩的哭闹之外，便只剩下“噼里啪啦”的板子声和挨打者鬼哭狼嚎的喊叫声。

见林知县没能识破粮长们拖税欠税的手段，朱棣冷哼一声。

“某事宜行，却被吏员阻止；某事宜止，却听从吏员建议实施，如此无能……”

杨荣盯着朱棣，眼中满是古怪地神情。

朱棣察觉有异，往杨荣望去，见杨荣不自然地将视线挪开了，心中不免有种不祥地感觉。

从朱瞻基开始，明朝的皇帝就并不掌握低品官员地任命权了。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七品以下以及不入流的官员就不说了，仅仅知县就有一千多个。开国皇帝除外，后世的皇帝都是生长于深宫内院之中，认识的人有限。若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知县，那多半只能闭着眼睛瞎点了。所以，低品官员一般都是吏部提供名单，内阁讨论确认，然后交由皇帝盖章即可。

明太祖和明成祖由于精力充沛，因此还偶尔直接任命低品官员，但数量也不多——仅知县的职位就有一千多，皇帝就算认识那么多人，也不可能对他们都非常了解。

朱棣仔细回忆着，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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