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魏徵等李唐王朝高层之所以这么看重下一代素质的培养，原因就是李唐王朝这几年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要出来主动作为。这样才能使得发展速度，提到李世民等人希望的程度，因为李唐王朝的底子毕竟有些薄，发展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而现实打了李世民等人的脸，整个李唐王朝在主动贡献方面，非常的欠缺。整体流行的文化氛围，竟然是自私自利。

这个现实让之前一直感觉良好的李世民，脸面上有些过不去了。但是他也并没有直接爆发脾气，而是冷静下来，让魏徵去做详细的调查。

最后经过魏徵等人一年多的收集各种信息，得出了比较真实的数据和共识。

确实李唐王朝这些年，整体的文化氛围是自私自利占主流，其中表现最明显的行业竟然是官吏和商人。商人还可以理解，毕竟商人是逐利的，无利不起早的印象，大家一直有。

可是官吏也有些自私自利，是很多人之前没有想到的。官吏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各自为政，互相拆台、落井下石、看彼此的笑话等等。

这样做，就是希望很少有人能和自己竞争，不管是官位上的竞争，也包括各种利益争夺时的竞争。

而且这几年新政治体系的变革，使得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虽然变革之后官位增加了，但是每个官位能获得的利益也增加了，所以竞争更激烈。

虽然朝廷鼓励，也要求各个职位的官吏互相配合，提高各种政策的实施效率。但是官吏们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配合的过程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他各个行业都是差不多这样的认识氛围，还有一个意外又不意外的行业，反而在这方面表现的最好。

学医行医行业，这点从一个人开始学医的时候，就被教导学医一定要有悬壶济世之心，才能学到真知识，救病人于水火之中的思想观念有绝对关系。

而行医者中，游医等类似孙思邈这种杏林高手，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他的大夫，虽然认识上没有像游医那么高，但是整体评价上还是高出其他行业很多。

行医里最自私的是各种药房，最后众人把这个原因，归咎于钱。什么事，一旦涉及到钱了，就容易使人眼里只有钱了。

但是不管是行医还是卖药，大部分都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问题，所以还是有很大比例的药房掌柜和坐堂大夫，还是很有仁慈之心的，偶尔施舍一些药，或者免费看病，或者药费诊费降些价。

只是这种情况不是常态，这和孙思邈等人的思想和作为，还是差着不小的距离。

还有一类人，也没有自私自利，并且在他们之中互助互利发生的概率是最高的。他们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一个职业或者行业，因为他们就是最穷的底层百姓。

在他们眼里，互相帮助才能增加生存机会，自私自利反而更容易死掉。这不是他们的思想有多么高尚，也不是他们的人品有多纯洁，一切都是生存环境逼得。

而占李唐王朝人口比例最多的普通百姓，同样有着自私自利的倾向，也不是百姓的人品有多坏，他们的自私自利，原因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来，不至于再掉入最贫穷那一档。

最后总结这些信息，李世民等人得出一个共识。李唐王朝现在的这种自私自利之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思想上没有经过良好的教育而自然生成的以我为主的认识；二是社会发展非常落后而导致的，使得名和利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这两个方面，在历史上也是如此，社会整体发展比较好的朝代，人们的自私之心表现的就不突出。而那些教育氛围非常浓郁的地域的百姓，也非常少有自私自利之人，这点最明显的就是书香门第、书香世家。

虽然并不是特别的绝对，但是笼统的看，确实是如此。

为此李世民等人制定了李唐王朝改进这方面问题的方法。

首先就是教育，学校教育之前就重视学生素质的教育，在原有基础上，对素质方面的权重又增加了一些。

学校的教育好说，成年人的观念改变就比较难了。因为成年人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定式认识，轻易是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必须使用一些手段，才能达到朝廷希望看到的结果。

首先就在立法上，在原有诚信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于自私自利方面的惩罚措施。不是判刑那种手段，而是在其他生产生活的重要方面，比如贷款降低甚至是取消资格，或者取消他们获得各种优惠或者福利的机会等等。

其次则是利用报纸，评书等各种文化产品，进行正面的宣传，使得人们逐渐的认识到自私自利的坏处。对自己、对社会、乃至对整个国家。

朝廷的目标没有特别大，不指望短时间内让百姓全部转变成以助人为乐、互帮互助为荣，但是一定要形成自私自利可耻的共识。

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发展经济上，没有钱饿着肚子，想让人们不自私自利是有些强人所难的。就一个馒头，我不吃就饿死，这时有人强迫我把馒头给他，说是什么助人为乐，那这个人一定更坏。

所以思想的认识提高的同时，一定要跟随着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这样才能把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真正提高李唐王朝百姓的整体素质。

这时就体现出朝廷推出新的变革计划的必要性，给农民多分地，鼓励发展各种工商业，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把这些财富分配到更多人的手里，尽量达到公平分配，使得所有人都能在发展中成为受益者。

为了保证分配的公平性，朝廷也制定了具体的执行策略。主要针对的就是各种工商业，因为商人的逐利本性，以及李唐王朝现实的商人们的表现，都使得朝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他们身上。

李世民等人在这里所说的公平性，不是那种乌托邦式的平均分配，而是非常注重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其实从这点上看，工商业的各个工厂企业主，他们的付出是最大的，理应获得最多的回报。只是这个最多也是有限制的，朝廷是不允许无上限的追求回报的，因为这样是不能长久的。

细水长流的道理不止是朝廷懂，商人们更懂，很少有那种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长远发展的商人。当然除了那种只做一锤子买卖的商人，对于这种奸商，李唐王朝的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

根据李唐王朝的发展现实，朝廷对于各种商人追求的利润回报率没有硬性规定。原因不是不想，而是朝廷自己就拥有全部的产业，完全可以用自己控制的国企，来间接的影响他们的利润回报率。

但是朝廷对于商人们，还是有一个部分是严格规定的，那就是工人的工资获得。这方面除了有最低工资的规定，现在又多了一项，那就是商人们获得的收益，最少要有百分之十五来作为工人的工资。

这个比例如果低于工人最低工资的获得，则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反之则必须补足差额。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工人们获得发展红利的机会，尽量保证公平性。只有商人们和工人们都能在发展中获得不错的收益，一个社会的发展才能健康持久。

任何敢于违反朝廷这些规定的工厂企业主，都将受到朝廷的重击。因为相对他们违反朝廷规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没有他们对朝廷和百姓来说，才是更重要的事。

所以李唐王朝的商人们发现，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他们受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多。虽然总体上的收益是不错的，但是商人们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

但是他们都不敢明面上反对朝廷的规定，因为虽然李唐王朝这几年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但是李世民等朝廷高层对于商人们还是打心底的抱有警惕之心。

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商人，他们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存在不是必须的。尤其是那种自私自利的商人，更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综合这些认识，朝廷最喜欢的是拥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的儒商，只是这样的儒商，现在的比例还很低。

对于怎样提高这类商人的比例，朝廷专门组织过一次大儒思想辩论会。与会者都是李唐王朝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儒家大儒为主，还有一些其他家的泰斗级人物，比如法家、农家、墨家等等。

主要就是讨论自私自利这个人性的本质问题。

最后这些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自私自利这是人性中的弱点和缺点，就和好吃懒做一样。而要想改变这个弱点和缺点，就必须要有一些手段，就像朝廷现在规定的这些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教育才是能从根本性上改变一个人的唯一途径。这方面儒家的很多思想就能起到重要作用，这点其他家的学者也是非常认可的，包括最重规矩的法家学者，也认可教育的唯一重要性。

这些泰斗级的学者，对于朝廷这些年越来越重视教育，都是非常满意的，尤其是其他家以前不是主流的学派。现在朝廷推行的公学，使得他们又看到了春天，发展自己学说的机遇。

这个机遇仅次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