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关进那里的前五年，一直浑浑噩噩，客观来说，囚禁他的并非那些围墙和铁栅栏，而首先是他行尸走肉的身体。但从第六年开始，他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可那些痛苦的回忆也随之像虫子似的苏醒，时常让他在半夜里号哭起来。他没有一天不想到自杀，但每每又胆怯，他胆怯的不是死亡，而是其他。第八年头上，他设法逃了出来，凭着一丝残存的记忆，他找到了那栋居民楼，也找到了那扇墨绿色的防盗门，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钥匙了。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往事再次像滚滚黑烟般袭来，迫使他惊慌失措地离开。他找到一位朋友，朋友对他的出现表现出了足够的惊讶，但还是借了一些钱给他，他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需要用到的物件，其中最长的一件是把硬木柄的水果刀。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其中一小部分还是推测的产物，但我确定他没有使用那把水果刀，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是被他用手掐死的。我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警察。老人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很安详，只是脖子上那两块黑紫色的斑显得有些突兀。我在老人的右手里发现了一个白色的信封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扇孤零零的防盗门，门牌号是428，照片背后有一个手写的地址，信封里装着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这么多年，你原谅我了吗？如果是，就让我知道。

信和照片都是凶手带来的，这一点病房里的监控录像交代得很清楚：他推门进来，站在病床前同老人交谈了十分钟，遗憾的是录像里没有声音，我很难判断在这十分钟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谋杀很快就开始了，我没看到老人有任何挣扎，约摸过了两分钟，他直起身，从口袋里拿出信封和照片放进尸体的手里，离开了病房。

当时我尚未得知真相，因此这起谋杀案起初给我的最大感受是离奇：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闯进医院的单人病房，杀死了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还在他手里留下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和一张奇怪的照片，这太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了，他干吗要杀他呢？反正他也快死了。

我循着照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扇门，敲了一阵，毫无反应，倒是隔壁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他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不要敲了，因为那套房子早就没人住了。“女的和小孩都死了，男的送精神病院七八年了。”他说。我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翻翻眼珠，看上去打算关门，我只好亮出证件，促使他不管是否情愿，都必须和我谈一谈。

两天后，当我们抓到凶手时，这个发疯后砍死了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正在护城河边游荡着，他的眼神有一点发直，呆滞里隐约闪烁着一丝忧伤，就像脏水里游着的一尾病鱼。

我问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

“是他自己同意的，”他像是在为自己辩解，“我找到他，一说他就同意了，他说他早就想死了，要是他不同意，我会去找其他人的。”

“为什么要杀他？”我加重语气又问了一次。

他胆怯地朝椅背缩了缩，听起来仍旧像是答非所问：“我想知道我的妻子是否可以原谅我，如果她原谅我，我就可以放心去死了，那样我就不怕见到她了。如果她不原谅，我只好继续活着，尽量延迟和她见面的时间。所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专门问这件事，”他像个正常人那样对我笑了笑，“这样，我就需要一个信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