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
唐zhèng fǔ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zì yóu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zhèng fǔ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rì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推行均田制与赋役制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zhan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租佃契约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sè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xìng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zì yóu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农业的发展

唐zhèng fǔ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zhèng fǔ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官营和私营手工业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zhōng yāng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纺织业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jīng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jīng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瓷器

在唐代，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sè来”之句，把越瓷的jīng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sè彩鲜艳，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商业的繁荣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zhōng yāng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rì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水陆交通

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běi jīng），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rì。”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zhèng fǔ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后期的政治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从表面上看它是繁荣的。但实际上，社会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终于导致了一场大祸乱──安史之乱的爆发。

开元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的唐玄宗，开始不愿过问政事，只想安逸享乐。744年，他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sè自娱，大肆挥霍，生活糜烂。

在玄宗后期，政治的腐朽，造就了许多无耻政客。如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jiān邪佞人。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要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兄长，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府兵制度的瓦解

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由于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原先规定戍边和出征实行三年一轮换制，但以后士兵服役的年限rì益延长。边将们对待士兵极其残酷，他们为了侵吞士兵携带的财物，强迫他们白天服苦役，夜间住地牢，折磨致死。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境况也极差。他们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甚至被卫佐借给豪家当奴仆。以上种种原因，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这样，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因此唐zhèng fǔ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募兵制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唐初就存在着募兵制，以后随着府兵制的逐渐破坏，募兵制rì益盛行。到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所代替。镇守京师的武力号称长从宿卫，后又改名骑。戍守边防的士兵称健儿，因为长期服役，故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的军队主要有团结兵，亦称团练。大致说来，骑、健儿和团结兵的军器、衣粮都由zhèng fǔ发给，长期服兵役，他们是属于雇佣xìng质的职业兵。在府兵制推行时，地方兵分散，zhōng yāng掌握重兵，府兵制破坏以后，zhōng yāng虽有骑，但不堪一击。在内地州县，团结兵的装备差，数量也少，同样处于虚弱状态。当时的jīng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

711年（景云二年），睿宗始设节度使，以后逐渐推广。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治龟兹城，xīn jiāng库车）、北庭（治北庭都护府，xīn jiāng吉木萨尔北）、河西（治凉州，甘肃武威）、朔方（治灵州，宁夏灵武西南）、河东（治太原府，山西太原市）、范阳（治幽州，běi jīng市）、平卢（治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陇右（治鄯州，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四川成都市）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广东广州市）。

各地的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把本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抓到手里，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安史之乱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杂胡。他因为残酷地镇压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长期从事民族掠夺战争的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到长安，在宫廷和官场活动中，对唐zhèng fǔ的**、虚弱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灭唐的异志。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他到长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欢，赐名为思明。在安禄山叛乱以前，史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

在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后，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755年（天宝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十五万人，南下攻唐。唐玄宗因为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

当叛乱的战鼓惊破唐宫的《霓裳羽衣曲》后，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但唐朝新招来的士兵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劲旅，安禄山渡过黄河后，连败唐军，一路攻陷断陈留、荥阳（河南荥阳）、洛阳，直抵潼关。756年（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虽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因是临时凑集来的，缺乏战斗力。但玄宗和杨国忠对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逼其出兵。结果，哥舒翰在灵宝被安史军打败，全军覆没，哥舒翰也做了俘虏。同年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玄宗在长安陷落前，仓惶出逃。到马嵬坡（陕西兴平西），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杨国忠，又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在灵武即帝位，即肃宗。安史集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它却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内部矛盾重重。坐镇洛阳的安禄山恣行暴虐，众叛亲离，757年初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帝位后，史思明屯驻范阳，拥有重兵，不听调遣。

757年chūn，唐朝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陆续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又向回纥借兵四千人，肃宗以其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一举收复长安。在此前后，河北、河南的地方官和军队也在进行着长期而激烈的战斗。既极大地打击了叛军的后方，又保障了江淮供应物资路线的安全。江汉和江淮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结局有重大影响。

759年（乾元二年），史思明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上元二年），史思明大败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乘胜向长安进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后，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没有力量再向唐朝发动进攻。

762年（宝应元年），唐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杀张皇后，肃宗受惊而死。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帝位，即代宗。

代宗调集各路兵马，又向回纥借到一部分军队，以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率军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失地。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叛将见他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763年（广德元年）初，史朝义在唐军打击下，穷促自杀。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唐朝的削弱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民族斗争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sāo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zhōng yāng力量越来越削弱。这一切都说明，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zhōng yāng。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zhōng yāng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jīng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四镇之乱”

唐zhōng yāng和藩镇之间的斗争，在德宗时期有所谓“四镇之乱”。781年（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乱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淮西之乱

至唐宪宗时期，又和藩镇势力进行了一场大争斗。814年（元和九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元和十二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zhōng yāng。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zhōng yāng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820年（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宦官擅权

唐初，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这种情况，到玄宗时才发生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其中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玄宗怠于政事，凡四方进奏文表，先让高力士审阅，小事由高力士处理，大事才由自己裁决。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肃宗时用权阉李辅国掌禁兵。德宗时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权阉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皇帝和朝臣因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都极为不满。宦官不属士流，他们往往引进大量工商杂类来堵塞仕途，这更使朝官们十分恼火。因此，当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经常爆发反宦官集团的斗争。“永贞革新”

在顺宗时期，发生了“二王八司马”的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即所谓“永贞革新”。

805年（永贞元年），唐顺宗即帝位时已得了中风病，口不能言，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十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等首先从革除弊政入手。废除了宦官进行掠夺的“宫市”和五坊小使，接着下令停止地方官对皇帝的各种名目进贡。又停止征收“诸sè榷税”。

为了铲除宦官专权的根子，王叔文选拔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宦官集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在宦官的反对下，这一重要措施未能贯彻下去。“二王八司马”事件

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yīn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纷纷向朝廷上表，称顺宗久病，应当让皇太子监国，积极赞助俱文珍。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伾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甘露之变”

在唐文宗时期，又发生了以郑注、李训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事件。

郑注本姓鱼，擅长医术，但出身低微。李训通经学，中过进士，曾因事被流放。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大宦官王守澄把他二人推荐给文宗。但郑、李并没有按照王守澄的意图办事。文宗和他们谈得很投契，最后付以消灭宦官的重任。

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835年（大和九年）秋，郑注和李训利用宦官集团的内部矛盾，把反对王守澄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权阉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处死。此后，他们又请唐文宗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解除了他右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王守澄失去兵权后，被文宗赐死。

不久，李训、舒元舆做了宰相，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他们想内外合势来消灭宦官。835年年底的一天，经过一番布置，文宗登紫辰殿见百官。韩约上奏：在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树上有天降甘露。唐文宗令左、右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带领宦官去看。这时，在左仗院早已埋伏了兵甲，只等宦官一到就全部围杀。不料，仇士良看出了破绽，急忙劫持文宗回宫，同时派禁军大肆屠杀。李训、舒元舆及韩约等人都遭斩杀，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宦官杀害。此外被宦官滥杀的不计其数。史称“甘露之变”。牛李党争

唐朝zhōng yāng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所谓“牛李党争”。

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牛仙客出身胥吏，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互相支持。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途。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员？李党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牛党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魏晋以降的门阀士族多以经学传家，故重经术实即重门第；诗赋词彩是进士科考的主要内容，所以重词彩也就是重科举。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

其二，如何对待藩镇？在这个问题上，李党主张平叛，牛党主张姑息。李德裕是武宗时的宰相，曾坚决地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分子对朝廷向藩镇用兵，大多采取消极或阻挠的态度。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必去理它。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cháo是在文宗时期。先是牛党专政，排挤李党，后又是李党当政，排挤牛党。文宗时，牛李两党官员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凡牛党称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武宗即位后，用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尽逐牛党，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外地。宣宗即位后，牛党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党。李德裕几经贬谪，848年（大中二年）又被逐到崖州为司户，次年于崖州病死。这次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均田制的破坏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rì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现存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大土地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在唐后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亦称“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

雇佣关系在唐后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yù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补充xìng的劳动人手。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xìng，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xìng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xìng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zì yóu，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rì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解决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zhèng fǔ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是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膨胀的情况下，不管唐zhèng fǔ如何努力，也无法使均田制恢复。

758年（乾元元年），唐zhèng fǔ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统购亭户所煮的盐，由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唐王朝从中获得厚利。

从760年（贞元元年）起，刘晏担任盐铁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刘晏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整顿。他首先改革盐法，原来在各州县都设有盐官，来掌握盐的专卖，刘晏都予取消。他只在产盐地置盐官，以收购亭户生产的盐，然后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增。

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税只有六十万贯，至大历末年增加到六百万贯，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刘晏还在各道设巡院，选择jīng干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zhōng yāng申报，zhèng fǔ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收购粮食，在歉收地区则用较低的价钱粜出。推行这种常平法，不仅唐zhèng fǔ获利，而且各地物价也大体保持平稳。刘晏还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自此“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刘晏的以上几项改革，在客观上都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州县残破，并且多为藩镇所据，故江淮地区就成了唐zhèng fǔ剥削搜刮的财源，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唐zhèng fǔ对江淮人民剥削之重，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迫害下，人民奋起反抗，起义怒cháo席卷江淮各地。其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义。户税和地税

均田制度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zhèng fǔ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了。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zhèng fǔ先后添置了许多新的税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其中，盐税的数量固然很大，但就其发展前途来说，以户税和地税最为重要。

户税，即根据资产分天下户为九等，按户等税钱。这一税制，在唐初已实行。769年（大历四年），唐代宗又下令规定了户税钱的九等比额，其中上上户税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到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亦得纳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如一户数处做官或数处有田庄，得按官品、资产所应定的户等在各处纳税。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按本户等加二等征税。寄居在异乡的卸任官吏，寄庄户从七等户税，寄住户从八等户税。其他诸sè浮客及暂时寄住户等，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户纳税。此后，户税在zhèng fǔ的收入中rì益增多。

地税，是由唐初的义仓税发展而来。628年（贞观二年），唐zhèng fǔ令天下州县建置义仓，规定王公以下的土地亩税二升，以备凶年。唐中宗以后，国家的财政rì益困难，义仓存粮全部用作填补zhèng fǔ的亏空。这样，义仓粮就成了国家的一项正式税收，连义仓粮的名称也改称为地税。地税额亩收二升一直维持到763年（广德元年），此后即不断增加，并开始一年两征。两税法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zhèng fǔ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唐zhōng yāng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的重要意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得存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

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zhan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zhèng fǔ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水利发展与工具进步

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却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到江南，给江南增添了劳动人手。因此在唐朝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仍能保持迅速发展的趋势。

在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热cháo，他们用创造xìng的劳动，使江河为农业服务。大量陂塘堤堰的修整和兴建，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而且也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农田。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后期南方则显著多于北方，这种升降变化反映了唐后期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

除了水利的兴建外，生产工具也得到改进，这都促进了江南的粮食生产，在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唐政权的命脉。江南手工业

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在唐后期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丝纺织而论，这时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是江南地区的丝纺织中心，贞元（785年～805年）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因而当时有“辇越而衣”的说法。荆州（湖北江陵）和宣州（安徽宣城）也成了丝织物的重要产地，荆州的贡绫、宣州的红线毯，都居全国的上选。棉织业在南方也有发展，而岭南的棉纺织似更普遍。

造纸业在唐代获得广泛发展，重要的产地多分布于南方。宣、歙、杭、婺、衡、越、均、益、韶等州，都是当时有名的产纸地区。益州所产麻纸和浙东所产藤纸，经久耐用，流行极广。盛唐以后，益州的造纸技术更有提高，花sè品种也更多，荆、扬、交、广等地用桑皮造纸，称谷纸。韶州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迅速发展的历史。

另外，宣州泾县所造宣纸，细密均匀，洁白柔软，经久不变sè，为书画家喜用的纸张。

六朝以后，饮茶风气由南方逐渐传到北方，到唐后期南北城乡已经饮茶成风。那时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茶叶，数量很大。唐代植茶地区，遍及长江流域及闽广一带。由于茶叶的生产和销路大增，所以征收茶税成了唐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唐后期的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zhèng fǔ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rì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rì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绘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灭*

唐朝建立后，突厥贵族不断向内地袭扰，甚至两度率兵侵犯关中，进逼长安。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乘突厥内部分裂时，派李靖、李勣等统兵十余万分道出击，唐军给*以沉重的打击，促使其灭亡。

*亡后，唐zhèng fǔ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设置了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十多万突厥人。唐zhèng fǔ又把颉利可汗所统辖的今内蒙古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面设六个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近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

战西突厥

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区，有许多以城郭为中心的小国。立国在今xīn jiāng天山南路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于田（和田）、疏勒（喀什噶尔），是当时较著名的五个地方政权。

在唐朝灭*后，高昌王麹文泰曾到长安朝见唐太宗，焉耆王也遣使以通往来。但他们这种跟内地联系的友好要求，遭到了西突厥的阻挠。因此，唐朝在灭*之后，开始和西突厥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

628年（贞观二年），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在内乱中被杀，西突厥汗国发生分裂，在碎叶川（吹河）西南方者为弩失毕五部，在东北方者为咄陆五部，双方攻伐不休，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635年，唐派兵降伏了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打通了向西域用兵的道路。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军在侯君集等的率领下攻取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吐鲁番西雅尔和卓）。唐军又占浮图城（xīn jiāng吉木萨尔），在此设庭州。642年至648年，唐军在接连打败西突厥后，又攻取焉耆、龟兹等地。天山南路各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四镇为唐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控制西域

657年（显怯邺年），唐军灭西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唐朝在中亚碎叶川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蒙池都护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都归附唐朝。唐朝在于田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之地，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国之地（乌兹别克境内），也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和州。这些州府称羁縻州，唐zhèng fǔ不向它征收赋税，其长官由原来的统治者充任。至702年（长安二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前者管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广大中亚地区，后者管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

唐朝统一西域后，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密切了。唐朝的均田、府兵、租庸调等重要制度，都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推行。唐zhèng fǔ还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进一步传播到西域。汉族文化也对西域人民有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也大量进入内地，给汉族人民带来了西域文化和独特的农副产品，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唐朝统一西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薛延陀灭亡

突厥兴起后，居住在漠北的铁勒有薛延陀、回纥、都播、同罗等等部，都受突厥汗国的统治。

其中，薛延陀和回纥在*汗国瓦解后，相继在漠北建立了政权。薛延陀是由薛、延陀两个部落合成的。突厥分裂后，铁勒诸族也大多一分为二，因此在东、西突厥汗国境内都有薛延陀部众。

628年，薛延陀首领夷男率众击破*的四部帅，被起义诸族共推为可汗。唐太宗为了拉拢夷男共同对付*，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在*灭亡后，薛延陀汗国的领土东接室韦（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南达漠南，北临瀚海，成为漠北的一大势力。645年，夷男死，其子多弥可汗立，暴虐无道，国内发生混乱。646年，回纥攻杀多弥，唐军乘机进兵，消灭了薛延陀的残余力量。

薛延陀亡后，漠北的铁勒族回纥、同罗等十二姓纷纷归属唐朝。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其地设六府七州，内附诸部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的行政权扩展到整个漠北地区。

回纥

回纥即今之维吾尔族祖先。隋末，药罗葛时健俟斤被回纥部众推为君长，时健死后，其子善萨继立。647年，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委任回纥酋长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但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署官吏，建立起汗国来。后突厥汗国时，攻占了铁勒族的住地，回纥等部经唐朝允许，迁徙甘、凉间居住，受唐朝保护。后突厥政权衰落后，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联合其他部落起兵反抗，摆脱了后突厥的控制，并在744年称可汗。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745年，怀仁可汗灭后突厥汗国，尽有突厥故地，成了漠北的强国。

回纥的国家制度，兼采突厥和唐制。可汗的子弟称特勒，别部领兵者称设，大臣有叶护、俟利发、达干、吐屯等，这是突厥制度。它还设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又置都督、将军、司马等，这是唐制；回纥可汗在九姓铁勒等部设立都督，加以管理。回纥汗国初期是奴隶制国家，在唐朝的强大影响下，到8世纪时，它已明显地进入封建社会。

回纥政权一直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每一任可汗都要经过唐朝的册封。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加速了安史集团的灭亡。唐朝从757年（至德二年）起，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回纥每年还要向唐朝运送几万匹马，以换取内地丝绢、茶叶等货物。回纥从唐朝得到的大量绢、茶等物品，除自用外，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到中亚各地，这对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唐朝和西域的经济交流遭到阻隔。由于回纥对唐友好，唐朝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经回纥进行交易，因此，回纥一时成为陆上东西交通的枢纽。在这种情况下，回纥的商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其商人到内地经商者常以千计，他们在内地置资产、店铺，有的和汉族通婚，久居不归。

回纥汗国内部充满着矛盾。黠戛斯和回纥连续交战二十多年。9世纪30年代末，回纥地区连年发生疾疫，又大雪成灾，严重地破坏了其经济。同时，回纥统治阶级的内部又不断自相残杀。840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勾引黠戛斯十万骑入侵，破可汗城，回纥汗国灭亡。

回纥汗国灭亡后，部众四散。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定居，一支进入吐鲁番，一支迁至天山北路及葱岭以西地区。后两支定居xīn jiāng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