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崇义坊。
原先的陇西郡王府除了牌匾已经换成“秦王府”之外，一切都与此前无异。今日虽然雪大，王府门前依旧车水马龙，朝廷高官、军中名将这一日仿佛进班似的，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前后仿佛相约，明明前脚后脚，却总不会遇见。

如今停在秦王府门前的马车共有九架，一字排开，车把式都未曾下车，仿佛主人随时可能出来。

王府前殿偏厅之中，大唐朝廷的实际掌控者、这座王府的主人、新晋秦王殿下李曜正在与五文四武九位重臣议事。

“今个请诸位前来，所为何事，想必诸位此时大概已经知晓。不错，晋王大寿，已经发函邀请孤王前去。”李曜扫视了面前九人一眼，淡淡地道：“我大唐以孝立国，晋王是孤义父，因此孤虽俗务繁多，此事却也推辞不得。然，孤如今毕竟是国之首辅，朝廷之事，亦不得因此抛却，是以请诸公前来，议定国事。”

九名大臣在他面前按文武两边分座左右，左边的是司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王抟，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门下侍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巨川，门下侍郞、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同平章事刘崇望，刑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朝廷宰执之中，除了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去坐镇凤翔，以及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袭吉去坐镇成都之外，包括李曜自己在内的六名宰相，此刻便齐聚此间了。

而在右手边的，则分别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史建瑭、郭崇韬，以及左右神策卫大将军李承嗣、李嗣恩。

李曜的话一出口，作为在场除他以外地位最高的大臣，王抟便接口道：“请大王吩咐。”

很明显，随着前一次崔胤和皇帝图谋夺权的阴谋被粉碎，以及此番凤翔、两川的平定，李曜的“统治地位”以及完全确立，再无疑问，因此王抟这个外界看来李曜在朝中最坚定的盟友以及全无保留地投向了他，这话说得直白之极。

好在此时此刻，坐在这间房中的几人，也都算是李曜的“同党”，他这么说，大家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反而有些原本与李曜算不上关系特别亲密的大臣还觉得庆幸，譬如崔远——他是崔胤的同宗，能保住现在的地位，已经很满意了。(无风注：其实他俩一个是清河崔氏，一个是博陵崔氏。)

见大家都一副理所当然、坦然自若的模样，李曜微微一笑：“孤与诸公同殿为臣，吩咐是谈不上的，只是孤如今蒙陛下信任，忝为首辅，既然诸公谦逊，那孤便抛砖引玉，先说一下孤去太原后朝廷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罢。”

九名大臣一起拱手施礼，一起恭请秦王示下。

李曜便道：“凤翔、蜀中新定，王建*且不去说，李茂贞及王建之党羽也大多被押解长安，但仍有个别漏网之鱼潜逃民间。虽然在朝廷大兵压境之下，这些人难有作为，但一俟朝廷威压稍轻，也难保不会有居心叵测之辈借机生事。尤其是此番孤走得匆忙，许多后续安置之策尚未来得及布置执行，更要提防野心家们反噬。”

他微微一顿，安排道：“我意，此事须从文武两个方面着手防备：文的方面，陆相公，你须得将未纳入南衙禁军体系的凤翔军、蜀军降卒利用起来，着手安排几处农田水利建设，用这些被裁撤的凤翔军、蜀军为工，以近似徭役的方式，将他们固定起来，不使其有被人蛊惑利用之机。刘相公，你须得检点关南、蜀地户籍、账簿，清点其府库，然后综合朝廷国库情况，为关南、蜀地减免一些苛捐杂税，稳定关南、蜀地民心。李相公，伪蜀国有哪些人是被迫跟随王建作乱的，你要细细分辨，为势所逼者，按照原官降级一品使用，其余罪责暂且不予追究；怂恿王建僭位称帝的，须得严惩；不为王建所迫，坚持正道，未曾同流合污的，要予以嘉奖，特别是对于其中实有才干，品端名正之人，要拔擢重用；至于关南，李茂贞好歹未曾僭位称帝，其地官员，除各节帅府官吏之外，其余暂且留任。崔相公，你是当世名门出身，名望卓著，又是礼部尚书，因此关南、蜀地的儒、道、释等各路名流，须得你来安抚，总须让他们知道，我朝廷大度，不会因王建等一小撮逆贼而胡乱迁怒他人。”

四名宰相如今在李曜面前，那是比对皇帝还“尊敬”，也不摆宰相架子，闻言直接起身领命。李曜摆摆手，示意不必如此，又对王抟道：“王相公，劳你居中调度。”

王抟拱手道：“遵大王教令。”

李曜微微诧异，看了众人一眼，见他们也有些意外，暗道：“我是以中书令的名义掌控中枢的，现在我得封秦王，他平时不称我右相，却称呼大王，还勉强可以说是按照地位最高的爵位来尊称。可我明明是以首辅身份下达政令，他却说‘遵大王教令’，王抟这是要做什么？想把我这个秦王抬得跟李世民那个秦王的地位一般么？”

他心中念头如闪电一般转过：“李世民未登基前能给各地下达命令，那是因为他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下面未免各种称呼喊得人晕头转向，才统一以秦王称之。如今我的职务虽然也不少，但关键职务并不如李世民那么多，王抟这么回答，就显得有些过了……难道他是用这个方法，婉转地回答刚才托嫣然转达给他的那件事？”

李曜现在职务按说也很是不少，用官方的表述方法，应该是“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中书令、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太保、上柱国、秦王存曜”，而且这还不包括仗虽打完但编制还没来得及裁撤的两川行营都统等临时性职务。(无风注：据某些史家考证，这种一溜儿的官职，如果是宣读诏书，是要连续一口气念完的，个人觉得这种天使必须得是铁肺……)

而李世民的话，则是“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蒲州都督、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秦王世民”，他还时不时有“左右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等各种职务加身。(无风注：太宗威武……天策上将自己开府不说，中令，三省里头两省长官一起兼了……李渊真是开父子店的。)

但王抟这样说了之后，众人虽然略有些意外，却也没有任何一人表示反对或者出言提醒，而是就此默认。

李曜自然不会主动对此表示疑问，就当未曾注意一般，他转头对史建瑭与郭崇韬道：“武的方面，总参要随时关注南衙诸军的整训情况，此前对蜀军作战时孤就发现我军的训练水平严重下降，这一点国宝应该体会尤深。”

史建瑭深有同感，点头道：“剑门之战时，我军的战斗力水平，只相当于同等兵力下老开山军的一半，甚至不到，的确甚为堪忧。”

李曜点了点头：“正因如此，更要严抓训练，尽快提升战力。要知道如今朝廷兵力看似庞大，实际上在凤翔、蜀中，兵力都不及从前一半。而面对可能出现的反贼，无论政务上何等用心，军务上都不能有丝毫懈怠。安时，整编和训练，是你的职责，务须抓紧。”

郭崇韬抱拳一礼：“大王放心，仆必全力以赴，不负大王重托。”

李曜又对史建瑭道：“国宝，南衙诸军除了镇守当地，还要负责对可能出现的反贼实施围剿，这是防范及作战任务，是你的责任范围，孤就托付给你了。”

史建瑭挺直腰杆，抱拳一礼：“大王尽管宽心，仆将亲赴汉中，居中坐镇，无论凤翔还是蜀地，只要有胆敢为逆者，必死无疑。”

李曜摆手道：“作战，孤不疑你，但此事关键在于防微杜渐，而不是事后惩戒，你此次的任务，不是难在叛逆出现后去平叛，而是使叛逆之辈胆寒心丧，根本不敢冒头，你明白吗？”

史建瑭微微愕然，然后面色坚定，点头道：“仆必细思其中关要，震慑两地余孽。”

李曜点了点头，想了想，还是再交代一句：“如果确实有人有此贼心，而又被你掌握，孤允许你在不得已之时使用引蛇出洞之策，但要尽量避免战事扩大和拖延，争取引出乱贼之后，一战定乾坤！”

史建瑭再次领命，虽然他知道秦王这话也只是防微杜渐，或许两地余孽早已落胆，根本不敢再次生事，但深知秦王为人谨慎的他，还是老老实实领命。

李曜吩咐完他二人，又将头转向了李承嗣和李嗣恩。

“此番孤往太原，其中缘故，你二人尽知。”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李曜丝毫不曾对这件众人不约而同保持沉默的事情讳言，他平静地道：“孤已命左右天策、左右羽林四军北上晋州，不过若未得孤王命令，他们此去便只是整训而已……你二人出身晋王麾下，此番若也前往晋州，孤怕你们心中郁郁难决，是以留你们在长安，为孤守好这大唐两百余年帝都。”

李承嗣与李嗣恩对视一眼，皆是面现苦笑。他二人心中清楚，李曜这一安排，看似对他们的信任有所保留，实则也的确如他刚才所说的，怕他们“心中郁郁难决”。

当初与李存信相争之时，他们二人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李曜，但那毕竟只是李存信，如果对方换做晋王李克用，他们二人还能这么坚决么？自然不能。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自己将会如何选择，但“郁郁难决”必然是最能形容他们心态的词汇了。

而反过头来看，李曜留他们二人镇守长安，其实也保留了足够的信任——长安可是现在李曜势力下的重中之重了。如无长安，李曜的河中、华州、鄜坊等地，便无法与凤翔、金商、兴元以及两川相连，而且一旦失去长安，“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名号也必然随之丧失。如果说不让他二人北上晋州，是对他们的忠诚有所保留的表现，那么让他们留守长安这最为关要的帝国京都，则偏偏又是对他们的极大信任。

这话看起来十分矛盾，但其实也很好理解，无非是说：在他们不直面李克用时，李曜对他们足够信任；但如果让他们面对李克用，李曜的信任就有所保留了——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李曜不想他们为难。换句话说，也是为他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选择。

李承嗣与李嗣恩同时沉默了片刻，李嗣恩先开口回答道：“大王，无论此番结果如何，神策右军都只会驻守长安，哪也不去，直到大王归来。”他是李克用义儿身份，有些话自然不能随便乱说，而他本来就是直肠子性格，让他口是心非，他也做不到。

李曜并未对这句话表示不满，只是点了点头，朝李承嗣看去。

李承嗣叹了一声，拱手道：“仆从军近二十载，别的不懂，只会打仗。幸蒙大王信重，委仆以镇守长安之重任，敢不尽心竭力？大王此去，万望珍重，长安若有半分差池，仆便将这项上人头，奉于大王案前。”

李曜哈哈一笑，摇头道：“你等无须说得好似要生离死别了一般，晋王对孤恩重如山，历来信任有加，否则哪有孤王今日？此番拜寿之事，看似怪异，其实或许只是晋王恼我许久未曾前去看他，未必有什么大麻烦。孤所有的准备，也只是担心晋王身边有小人挑拨离间，甚至是某些心怀叵测的敌对势力收买了什么人，想来破坏晋王与我之间的父子之情。须知我大唐以孝治天下，这种卑劣的伎俩，一时或能蛊惑于人，但只要孤诚心诚意向晋王解释，以晋王之雅量高致、明心正德，又岂会做那等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徒令对手耻笑？”

他虽然将话这般说了，但王抟仍面有忧色，缓缓道：“大王与晋王，虽是父子，有句话某本不当讲，然则同为中枢宰执，却又不得不言：而今大王身系朝廷安危宁乱，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此番北上太原，终究是有些……”

李曜不知王笉是否将自己的布置告之过王抟，但既然王抟有此一说，他也只能继续装傻充愣，开解道：“诶，王相公这话，孤可不能苟同了，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为父贺寿，此人子应有之义，若连此事亦不能为，何所谓君子？”

王抟闻之，只得叹息一声，不敢再劝。因为在大唐，一个人若被认为不孝，则这一污点足以抹杀此人一切功劳和美德！

“百善孝为先”之说由来已久，我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孝文化最受推崇。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它的影响力强大到不容置疑。

即使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而反过来，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那么“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对这个理由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而到大唐时节，孝文化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甚至，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由此可见，“孝”在此时，被认为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声，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杂事准备北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啬、可以嗜杀、可以暴虐，但绝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历代皇帝谥号，无一例外地都加进了一个“孝”字，足见连皇帝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疏忽半点，更何况李曜这个还不是皇帝的区区朝廷宰执？

当初他还是“李五郎”时，被那对兄弟逼成那样，只因为老父帮着他们，就不得不处处忍让，最终含冤断情，何也？不敢对抗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后世某些做儿女的习惯，动不动就顶嘴，动不动就在父母面前发脾气、摔东西，在古时只怕早就被官府处理，然后被街坊邻里当作反面教材反复宣传了。

因此李曜一说这话，就算王抟再怎么觉得危险，觉得不该去，也无法再劝，偏殿中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怪异。

刘崇望人老成精，见状便出来插了一嘴，道：“大王，某执掌度支，近来有一事为难，想请大王指点。”

李曜略微好奇，刘崇望这位老相公对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过去在自己面前说话虽然客气，但却很少这般，简直有些低声下气了，不知今日却是为何？当下便道：“岂敢，岂敢，阁老有话但说无妨。”

刘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为朝廷兵马，当由朝廷出资养兵，然则，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万余众，乃是过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枢以来，固然收支渐丰，然则供养二十五万余众，实是吃紧。更兼这南北二衙新军，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锐为范，甲坚兵利、食货甚丰，钱帛费，倍于神策。度支经过计算，若如此养兵，每年足须耗费四百三十万贯！大王，中枢财政如何，无人更比大王明了，去年岁入颇增，也不过七百六十三万贯，试问大王，如此可长久乎？”

李曜点了点头，道：“如此来看，军费开支所占国用比例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阁老也该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断，这才是军费大涨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时，军费也不过百三四十万贯左右。而且从国库盈余来看，虽然军费大涨，但国库反而盈余了二十余万贯，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说亏空——总强了不少。而且，孤预计今年国库收入还将继续上涨，阁老无须为军费担忧。”

刘崇望寿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这是避重就轻，想想还是算了。原来刘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说李曜借机将自己麾下的河中军改为南北二衙禁军，如此一来，朝廷出钱供应禁军，但禁军本身却只听命于他，未免太精明了一些。但他又想道，若非李曜的鼓励工商，而连续的战争导致包括军械监自身在内的各种“工商企业”所缴纳的商税大幅提高，因而国库的确“扭亏为盈”，那朝廷欠大唐钱庄的钱只怕真要更多了。两相抵消，刘崇望决定忍了——少赚总比亏本好不是么？

王抟见刘崇望把话题引开，而李曜北上太原之事又无法再劝，只好也拿出政事来谈。便也拱手道：“大王，有件事须得大王首肯决断。”

李曜知道自己最近在朝中时间太少，朝廷里肯定堆积了不少只有自己才能定论的事情需要处理，便点头道：“王相公请说。”

王抟道：“沙州传来消息，沙、瓜两地豪族联手推翻李明振诸子统治，重新将归义军大权交还给了张承奉，如今张承奉遣使上表，请朝廷正是册封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如今朝廷究竟该命谁为正溯，还请大王决断。”

李曜却愕然一愣：“归义军？”

王抟等人同时一怔，秦王竟不知道归义军？

好在李曜脑中存着这具身体本身的记忆，忽然想起来归义军是怎么回事了——他只是此前从未关注过归义军，刚才才陡然一愣。

所谓归义军，是在宣宗大中五年时，推翻吐蕃而崛起的，其节镇治所在沙州——即后世敦煌。

所谓沙州，从汉至隋这一段时期，一直叫做敦煌郡，唐初改名为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两县。沙州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也是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大门，属于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唐初，大唐在河西节度使治下，有八军之说（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沙州的主要军事力量正是常驻边防军“豆卢军”约4300人。豆卢军的主要兵员为降伏唐朝的吐谷浑番兵——豆卢这名字有点怪，其实就是因为它就是出于吐谷浑语，意为“归义”。

在太宗、高宗乃至玄宗前期，突厥和吐谷浑基本上已经是被大唐打得半死不活了，而吐蕃还是个成长中的楞头青，因此大唐在西域一直独孤求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洲（敦煌），瓜州，凉州（武威），兰州，伊州，西州，庭州，廓州，鄯州，河州，岷州均是唐在西域的重要城镇和半军事要塞，在令高仙芝“一败成名”的怛罗斯之战前，大唐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逃往成都，儿子肃宗却在灵武即位，于是玄宗就很莫名其妙的“被太上皇”了，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考虑到西域战乱不断，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很没有安全感的肃宗便命令西域诸军迅速勤王，一夜之间，大唐在西域的15万主力精兵奉命东进，西域立时处于军事真空状态。

本来在青海，哥舒翰的对吐蕃作战打的有声有色，吐蕃一时还要躲着这位名将走路，但大乱之中，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堪一战的大将们因为朝廷失策，陆续死于非命，吐蕃实在是不下手都不好意思，终于在乾元元年趁势北上，逐渐顶不住的朝廷被迫在宝应二年设立了一个神奇的职位“河已西副元帅”(无风注：这名称没写错。)，这职位有点像明朝的辽东经略使，不过比经略使还要更惨的是，连像样的正规部队都没有，主要任务是整合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抵抗吐蕃的攻势。

虽然初期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首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在永泰元年在凉州抵抗吐蕃时，由于“士卒不为用”，只得往甘州逃命，于途中被沙陀人所杀。随后大历元年，吐蕃人攻陷河西重镇甘州，肃州。再第二年，作为杨志烈族弟而继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战事继续不利，只得“转进”到了沙州。由于吐蕃控制了大片中间地带，因此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只得各自为战。

杨休明大约死于大历二年，当时的河西观察使周鼎被迫挑起大梁。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为吐蕃逐一击破，最后周鼎发现，自己真正能够控制的也只限于沙州这最后一镇。

从大历五年(770)开始，沙州就一直持续受到吐蕃围攻，周鼎一边固守，一边不断尝试向大唐名义上的盟友回鹘求援，但是很明显，如果屠了两回洛阳的回鹘都靠得住，母猪肯定会上树了。看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打算焚城，率领军民突围东进。即使在对当时情况了解不多的李曜看来，这也是个非常不靠谱的决定——可以参考携带军民南下的刘备所遭遇的当阳长坂追击战。因此周鼎的决定立刻引发了沙州军队的意见分歧，具有强烈国家荣誉感的部将们认为一旦放弃沙州，沙州将“永不为唐土”。意见分歧随即导致暴力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安西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周鼎”，率领军民继续抵抗。

周鼎被杀之后，确实没人再主张突围了，但是军粮的问题仍然没解决。阎朝只好下令“出绫一端，募麦一斗”，搞了一次内部的石油换食品运动，可能大唐这时候的爱国情绪还比较浓厚，结果居然是应者甚众。但即使是这样，到建中二年（781）的时候，沙州还是弹尽粮绝了，面临绝境。阎朝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和吐蕃的大将绮心儿郑重约定，献城沙州民众将不会被外迁后，方才同意投降——这让李曜想起《天国王朝》里和萨拉丁相约、守卫耶路撒冷的巴里安。

于是十一年的沙州围城至此终于结束，虽然最终难免陷落，但是城中的汉人大姓张、李、索等氏族都没有流离失所，保存了日后能够让归义军光复沙州的星星之火。

沙州陷落之后，当地民众虽然没有被驱逐，面临的也是噩梦一般的日子——如果仅仅是换个节度使那也就罢了，问题是，吐蕃是个奴隶制的国家！(无风注：实际上一直到1950年西藏解放前，西藏还仍然遍地是农奴……)

结果毫无疑问，吐蕃人视汉民为贱民，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被告知，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时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对待奴隶，奴隶主们当然不视其为生命，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断绝当地汉人和中原唐朝的血脉和情感联系，吐蕃人还要求汉民不得穿着汉族服装，必须如吐蕃人一般，辫发左衽(无风注：汉服均是右衽，即衣服左领压住右领，对面看是个y形状，少数民族正好相反。这是由于汉族以右为尊，少数民族以左为尊，要把尊的一边掩起来。对于汉民来说，左衽的只有两种人，死者或者蛮夷，所以在一些汉人画作里面，有时能看到左衽的人，其实那是暗指已经去世的人)。每年的春节是汉人唯一被准许身着汉服的日子，沙州的汉人在家里穿着汉服祭拜祖先，都痛苦得泪流满面。

建中元年(780)，当时的太常少卿(礼部负责祭祀的官员)韦伦在奉命出使吐蕃后，路经陇西一带返回长安，一路见当地汉人“毛裘篷首，窥觑墙隙”，有人哭泣、有人向东跪拜、还有人密奏吐蕃在当地的虚实，盼望唐军前来收复失地。

但是很可惜，四十多年后，唐军依然没来。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卿刘元鼎前往吐蕃会盟，路过龙支城（青海乐都），有上千名老人沿路拜泣，自称是当年被俘的唐军，问当今天子安否，“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

一个“未忍”，道尽多少艰辛，不知听到这些话的刘元鼎，是难过、尴尬，还是无奈？

这一切，一直到张义潮举起光复沙州的大旗，才得到改变。

和后世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有相似之处的是：吐蕃人同样善战（确实给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并且攻占过长安）、也同样不善于管理。河西之地，本来土地并非贫瘠，在大唐统治时曾经修筑过很多水利和农业设施，但吐蕃统治之后，开始逐年荒芜。

同时，大唐在由盛转衰时，幸运地出现了一代名相李泌。李泌是中唐时杰出的政治家，历玄宗至德宗四代帝王，始终进退自如。在李泌的政策指引下，唐与回鹘、阿拉伯、南诏等国共同结盟、构建起了针对吐蕃的包围圈，吐蕃从此在政治上进入绝境，无力扩张。不能扩张，也就无法掠夺，不善经营管理领地带来的恶劣后果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会昌年间（841-846），由于连年灾害，吐蕃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饿殍遍地。会昌二年，吐蕃赞普郎达玛遇刺，死时无子，内臣立了他妻子綝氏的一个内侄名叫云丹的为新赞普（这人选离谱得真是太远了），自然引起多方不服，从此吐蕃陷入内战。

在内战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人是原吐蕃大将尚恐热（又名论恐热），在击败了主要对手之后，尚恐热自封为吐蕃宰相，纵兵大掠河西，“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

大唐看出吐蕃的穷途末路，在国力衰败的情况下仍试图派兵向西小规模进军。大中元年(847)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石门等六关和威州、扶州。吐蕃的凶残和唐军的局部胜利，刺激了张义潮最终发动了沙州起义。

张义潮，生于贞元十五年(无风注：实际上历史考证认为只是这一年“前后”，本书里只好定论，但请注意这只是小说之言。)，沙州敦煌县神沙乡人，是沙州陷落后在吐蕃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张氏在河西，是名门望族，世居沙州，张义潮的父亲张谦逸曾在朝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张义潮一代有史料记载的张氏兄妹共三人，长兄张义谭，相对低调的一个宽厚长者，一直自愿隐身于张义潮身后；姐姐张媚媚，出家为尼，法号了空；另外的幼弟，就是张义潮。

据传言，张义潮最崇拜的人是高仙芝部下的第一大将封常清，立志以封常清为榜样，曾一笔一画地抄写封常清在安史之乱中被诬陷处死前所作的《封常清谢死表闻》。耳闻目睹当地汉人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张义潮对吐蕃统治下的沙州现状极为不满。但是由于吐蕃之前的高压统治，一直隐忍到五十岁。

张义潮自幼习文练武，极有谋略。按照张家自己略带夸张的记载，是“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古代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泛指兵书）之骨髓”。当此时机，张义潮“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

张义潮起义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三方面：望族、僧侣和当地豪杰。当年沙州陷落的时候，名门望族的保全为起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僧侣的协助扩大了起义在民间的影响力和认同感；而豪杰成为了起义中的中高层骨干领袖，在张义潮和普通民众的中间层级起到了很重要的纽带作用。另外，作为兄长的张义谭也参加了起义，并起到了一定的领袖作用，也成为张家“双核心”之一。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起义爆发。义军趁城内吐蕃兵力空虚之际，发动突然攻击，“汉人皆助之”。吐蕃军在慌乱之中没有组织起有效防御，竟然被逐出城外，之后虽然不甘心进行了多次反扑，但终于没能夺回城池的控制权。在某些传说中还有“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的说法，李曜也曾听说，但他显然不信——他自己还能“引天雷”呢。

沙州光复之后，借此事件的影响力，河西地区的汉民起义此起彼伏，先后都和张义潮取得了联系，并陆续归附。张义潮作为起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实际上已成为沙州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后续对策。

在起义之前，张义潮就已经明确的将“归国”作为口号。起义之后，一方面义军要面临吐蕃反扑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将“归国”的策略延续到底，张义潮决定向长安的朝廷派遣使者，传递河西光复的消息，并寻求朝廷正规军的军事支持。

沙州和长安，相隔数千里，而且途中尽是吐蕃人的势力范围，使者的行程之艰险可想而知。为了确保信息能够到达，张义潮派出了十队使者，携带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由沙州出发，分别向十个不同的方向在沙漠中绕行东进。为了尽量迷惑信佛教的吐蕃人，在使者中还安排了大量的僧侣，以保障旅途的安全。

这些使者的旅行非常悲壮，在东进的途中，有九队人马或者被吐蕃军队追击、或者迷失方向、或者因为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最终在莽莽大漠之中沉默的消失。只有敦煌高僧悟真率领的一队使者，在向东北绕行三千里之远后，脱离吐蕃的势力范围，侥幸到达了位于后世蒙古的、大唐针对回鹘设立的边防军——天德军的驻地(无风注：本书中，该军现在在李克用手上)。在一路上，这队使者穿越的沙漠地带就超过两千里，可谓九死一生。

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护送下，悟真的使者队伍终于在大中四年（850）正月，又经过上千里的旅行从天德军驻地到达长安。至此，十队使者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能够在朝廷眼中留下名字的，唯有悟真一人。

然而，整个长安城都因为此队使者的到来而轰动了！

早在六十多年前朝廷失去河西的控制权之后，除了有限的几次路经河西的从吐蕃归来的使者的报告，朝廷没有任何关于此地的消息。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河西的汉人仅凭民间的力量竟然收复了失地！唐宣宗下令以盛大的规模迎接了使者的队伍，并称赞说：“关西出将，岂虚也哉！”。悟真因为其功绩还被封为“京城临坛大德”（对有修为和德行的僧人的敬称），以作表彰。

由于路途的艰险，悟真到达长安的时候，张义潮起义已经过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张义潮并未被动等待使者的消息（否则怎么可能被称为晚唐的名将），他十分清楚人力和物质对战争的作用，马上整顿沙州的生产，走“缮甲兵，耕且战”的藏兵于民路线，并四处出击，与各地起义的其他汉民一起扩大战果。大中三年（849），张义潮收复甘州、肃州；大中四年，再收复伊州，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尽管没有得到正规军的直接军事支援，但是前往长安的信使带回的朝廷褒奖还是极大的鼓舞了义军的士气。大中五年（851），张义潮率领义军发动了对吐蕃的全面攻势，不到一年的时间，除凉州之外的河西之地全部收复，饱受内乱之苦的吐蕃军统治再也不复一百年前的威势，瞬间土崩瓦解，一触即溃的吐蕃军队也只得逃往最后的据点凉州。

看到东进的路线已经被打通，张义潮意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和承认。但是张义潮明白一个道理：功高震主。尤其是在有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掌兵大将在外做乱的先例下，如何能够让朝廷对自己放心？张义潮和作为义军重要领袖的兄长张义谭两人经过商议，做出了关于权力交接的重要决定——派遣张义谭入朝为人质，张义潮主持河西军政大局；张义潮之后，由张义谭之子张淮深继任。

大中五年(851)八月，张义潮向长安派出规模宏大的信使队伍，当然吐蕃已经退走，本次的出使就没有什么危险性了。这支信使队一行二十九人，首领为张义潭，还有沙洲本地的豪族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人，携带着河西十一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的图籍，入长安向皇帝告捷表功。

在时隔不到两年后再次收到振奋人心的消息，唐宣宗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兴奋的他下达诏书，表彰张义潮和义军的忠勇，诏书写张义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十一月，朝廷于沙州正式建立归义军，与之前豆卢军的“归义”之意一脉相承。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拜李明达为河西节度衙兼监察御史；拜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授吴安正为武卫有差；而作为人质留在长安的张义潭则被授为金吾卫大将军。

然而，即使被大唐朝廷承认，但实际上的帮助还是没有。张义潮面临的，依然是四面遇敌的严峻形势：南面和凉州的吐蕃、北面虎视眈眈的回鹘、东面的党项、西南的吐谷浑残部等等，都让河西的局势复杂无比。

仅在大中十年（856）到十一年间，归义军就经历了三场大规模战斗：

第一战：吐谷浑追击战。大中十年，脑残的吐谷浑王完全没有判断清楚形势，带兵前往沙州劫掠，结果张义潮亲自带兵星夜出击，两军遭遇后，吐谷浑军摄于张义潮的威名，竟然不战而逃。张义潮带兵追击一千多里，深入吐谷浑境内，活捉其宰相三人，并当场斩首。最后全军高唱凯歌《大阵乐》，凯旋而回。从此吐谷浑不敢再轻易进入河西。

第二战：纳职奔袭战。伊州是河西十一州之一，位于沙州以北千里之外。而纳职县位于伊州之西。公元846年左右，对唐王朝一直傲气逼人的回鹘政权因为在和吐蕃的对抗中国力衰落，又因内讧不断，被反抗的黠嘎斯部族推翻而灭亡，各回鹘部族虽然仍然具有相当战力，但失去了向心力的他们也只得被迫分批向各方向迁徙，以仆固俊为首领的北庭回鹘部族选择了追随张义潮。而居住在纳职的回鹘部族就和吐蕃残兵相互勾结，一直为害乡里。大中十年六月，张义潮从沙州带兵长途奔袭，回鹘兵一时没有准备，措手不及之间被围攻而尸横遍野。归义军反掠回鹘人的驼马上万头，大胜而回。

第三战：由于李曜记忆得不是太清楚，只知道是叛乱的部分回鹘人劫持了唐朝的回鹘使王端章，张义潮闻之大怒，引兵讨之。虽然结果并不清楚，但从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归义军后续的发展情况来看，应当至少没有战败。

基本平定河西的各种祸乱之后，归义军的兵锋指向了吐蕃在河西的最后一个据点：凉州。

凉州是原河西节度使的治所，从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败逃算起，已经落在吐蕃军手中将近一百年之久。作为嵌入河西的最后一根钉子，吐蕃人也摆出了绝不松口的架势，作为战略要地，凉州的得与失决定了新生的归义军能否长久稳定的发展，大中十二年（858），张义潮与侄子兼继承人张淮深一起起兵，东征凉州。

虽然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东征的兵力并不多，只有汉军和归顺的吐蕃军共计七千人，以这点兵力进攻占有地利和人数优势的敌军，难度可想而知。毕竟吐蕃不是后期衰落到低谷的北魏，张义潮也不是战神之神白袍陈庆之，于是双方在凉州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有诗赞道：“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虽然有艺术夸张的传奇成分，但战场之惨烈也可见一斑。

咸通二年（861），张义潮终于攻克凉州。张义潮收复凉州后，即刻表奏朝廷“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咸通四年(863)朝廷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仍然以凉州为治所，由张义潮兼领凉州节度使。当时的唐人感叹于张义潮的不世功业，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赞扬张义潮：“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张义潮在河西的行动是非常成功的，但这却并不代表大唐的成功。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逐渐衰微，根本没有余力涉足西域事务。在得到人质（张义谭）之后，朝廷能够做的只不过是让张义潮在河西权宜处理，张义潮由此身兼节度使、观察使、营田支度使等职位，一手把握军事、行政、财经大权。

张义潮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是一员战将，出身世族的他更兼具有经济头脑和处理政务的手段。在他的统治下，军事上，北庭回鹘和部分吐蕃降军正式成为麾下的重要军事力量，士卒日夜操练，厉兵秣马，从未给外敌任何染指的机会；经济上，张义潮废除了吐蕃统治时的各种歧视，恢复了灌溉和水利系统，让沙州出现了多年未有的五谷丰登的景象；行政上，张义潮重建了唐前期在这里实行过的“州－县－乡－里”制，在沙洲城内，归义军还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还仿照内地的军政体制，设置了与中原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恢复了相应的一套文书、行政制度，重新登记人口、土地，编制户籍，制定赋役制度，大唐的边疆竟然再度重现盛唐的光芒，商旅和使节不绝于道；在文化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开始和睦相处，汉人也恢复了往日的衣冠，河西的一切都已在归义军制定的秩序下走上正轨，稳定而繁荣。

咸通七年(866)二月，张义潮率领部下的汉军、回鹘军以及吐蕃降军共计数万精锐骑兵西征吐蕃，目的在于收复西域西部的故土。联军连战连胜，斩首吐蕃军万余，陆续收复西州、北庭、轮台（均在今新疆的西部和北部），这是高仙芝时代之后，唐军唯一的一次如此深入西域作战，距离最远、战果最大。

十月，归义军回师青海，张义潮与部下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吐蕃降军首领拓跋怀光一起率军围攻廓州，包围了当时吐蕃最高统治者、在西域做乱多年的吐蕃王朝大相尚恐热。由于对尚恐热的愤恨，归义军作战极为凶猛，吐蕃军全线溃败。拓跋怀光率领五百骑兵突入城中，生擒论恐热，将之砍掉四肢、再斩首示众，并将首级传送长安。尚恐热的部下仓促突围，在向秦州逃命途中，很不幸又遇上归附大唐的前吐蕃大将尚延心，遭到毁灭性打击，尚延心奏告朝廷后，将尚恐热的余众全部迁于岭南地区。吐蕃从此以后一蹶不振，大唐的河西地区彻底被肃清。

按史书记载，唐军“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张议潮和归义军创造了“败吐蕃，河西、陇右之地尽归大唐”的奇迹，这是张义潮自沙州起义后的第十八年，也是他整个人生的顶点。

一年之后的咸通八年（867），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长达十六年的兄长张义潭去世，为了避免中央政府的猜忌和兑现当初和兄长的约定，已经六十九岁的张义潮主动入朝长安为质，被封为右神武统军，后晋官司徒，拥有丰厚的田产宅第。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张义潮作为归义军的创始者，在长安享尽天年，安然离世。(无风注：说实话，真想赞颂一下这位民族英雄。)

早在入朝之前，张义潮就已经把权力交接给了侄子张淮深。李曜个人推测，张淮深的军事能力与张义潮相差并不大，从他历次征讨的战绩即可证明，但他不如张义潮的重要一点是不善于处理民族关系。以前追随张义潮的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因为与张淮深交恶，率部出走，以高昌为中心自立一国，即是高昌回鹘（又名西州回鹘）；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也开始逐渐反抗、摆脱归义军的统治，以甘州为中心建立一个政权，即是甘州回鹘。

张淮深与回鹘部族的战争一直持续了整个任期，虽然胜多败少，但是乾符三年（876），高昌回鹘攻陷伊州，还是让张淮深的势力开始下降。

在独自主持了归义军十八年之后，大顺元年（890），张淮深与夫人陈氏及六子(延武、延信、延妈、延奉、延礼、延晖)同时被杀。

(无风注：对于他的死，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记载，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主要的几种说法有：第一，谋权弑叔、弑父，嫌疑人分别是张义潮的亲儿子张淮鼎、张淮深的儿子张延兴、张延嗣等；第二，归义军内部夺权，嫌疑人是归义军的重要将领张文彻一党；第三，张淮深被朝廷内部的权力争斗波及，数年前邠宁节度使朱玫叛乱攻入长安，立襄王李煴为帝，但随即失败。张淮深当时是派兵支持了朱玫的，于是因为站错了队而死。当然还有第五，也就是目前最主流的说法：张义潮的女婿索勋杀张淮深及其妻儿，立其子张淮鼎为傀儡节度使，在张淮鼎两年后病逝之后，索勋再自立为节度使。如果按照说法一，是张淮鼎自己杀叔叔一家完成夺权，但在临终托孤给索勋的时候，索勋才开始篡权——也就是说，反正索勋扮演的是反面角色；而张淮鼎则很难说，联想起数十年前张义潮张义谭兄弟的约定，张淮鼎在本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值得玩味。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太暗黑，本书姑且采信第五种说法，即张淮鼎是彻头彻尾地当了傀儡。)

景福元年，无暇顾及西域的朝廷正式承认索勋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正春风得意的索勋并没有发现，他的行为惹恼了他的小姨子张氏。张氏是张义潮的第十四个女儿，也正是曾前往长安面圣的沙州豪族凉州司马李明振的妻子。意外的是张义潮不但能生——要知道这可是第十四个女儿——而且其女颇有乃父之风！

于是在景福二年，归义军第二次内乱发生，张氏派其三个儿子再度发动兵变，杀掉索勋，拥立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张家的统治因而得以延续。当然，张氏和她的儿子们（又称李氏诸子，因为是李明振的儿子）并不是义务劳动，他们在此后的数年间一直把持着归义军的大权，成为了另一种意义的夺权者。

但是李氏诸子小看了张家在归义军中的影响力，深受张氏两代大恩的瓜州、沙州豪族们在三年后的乾宁三年发动新一轮的政变，推翻李氏诸子的统治，将实权交还给了张承奉。

实权虽然拿到，但大唐朝廷承认的归义节度使还是索勋，因此张承奉遣使来朝，请朝廷授予旌节。

李曜这时才一拍面前的横案：“来得好！来得好！”

九名重臣同时一怔，沙州偏远，朝廷力不能及，他来请封，朝廷无非就是承认与不承认，怎么谈得上“来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