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年间，天下刚刚统一。文帝兢兢业业、日夜不敢懈怠，不肯放过大臣行政的一点瑕疵。对于百姓也是以“重典”治乱世，偷盗一钱以上者死；三人共盗一瓜，三人皆斩。当时海内清晏，奸臣盗贼一扫而尽，正是隋朝的升平之际。
这个时候，有一个青年突然对父亲说：“爸爸，国家要亡了。”

他的名字叫房玄龄。

弱冠之年的房玄龄说：“当今皇帝没有什么功德，又动不动杀人。他放纵皇子争逐帝位而不肯早立太子，必定会互相倾轧。皇上还不肯信任大臣，只肯信任亲戚，虽然在他当政的时候国家还能勉强维持，一旦逝世，国家灭亡指日可待！”

几年后，文帝驾崩。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赐死皇太子杨勇。承袭了父亲“动不动杀人”的他，却没有父亲的勤劳和责任感，是为一代暴君隋炀帝。再过几年，隋文帝的“亲戚”唐国公李渊起兵灭隋，经过南北征战终于统一中国，隋朝灭亡。房玄龄的预言应验。

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是当时的名士，但是当时他却对儿子说：“不要胡说！”十年之后，他对自己的知交抱怨说：“炀帝性格嫉妒刻薄，不听意见，只知道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同样是说时局，房玄龄从文帝看到了隋朝灭亡的趋势，房彦谦从炀帝看到了隋朝灭亡的趋势，许多人在隋朝灭亡之时才看到，这就是差距。

甘于雌伏

虽然看到了隋朝灭亡的必然，房玄龄仍然决定从政。他并不耽恋官爵利禄，而只想尽快磨练自己，丰富自己的政才阅历。18岁的时候，他被地方推举担任羽骑尉。虽是最低级的散官，房玄龄并没有自矜才学而拒绝。

当时吏部主管人事的侍郎高孝基以善于识人著称，房玄龄去吏部应试时，高一看见就大为惊讶，问对之后，更为激赏，说：我看过的人不计其数，却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日后你一定能成大器。

房玄龄32岁时，王簿起兵长白山，房玄龄没有动；窦建德起兵高鸡泊，房玄龄没有动；崔让李密起兵，房玄龄只是袖手旁观。甚至在他39岁那年李渊起兵，他也只是在远处观望。

这一切不都和他小时候预言的一样吗？隋朝旦夕间就要灭亡，而他已近不惑之年，难道要在这个官位上老死吗？

房玄龄在等待。他在等待一个值得他竭尽毕生所学辅佐的帝才。

他大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有势力有实力的领袖。但是他没有选择窦建德，没有选择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没有选择杀死隋炀帝的大将军宇文化及，他甚至没有选择势力席卷天下的唐国公李渊。

他抛弃了他驻守和管理的城市，徒步七八百里，穿过猎猎军旗，扶杖来到一支军队的帅帐，自荐于营帐之外。这支军队的主帅，是当时年仅19岁的李世民。

房玄龄抛弃了自己原来相当于市长的官位，做了19岁将军麾下的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史载，他们“一见如故”，是忘年之交，也是一生之交。房玄龄将自己的才华、自己的抱负、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全部倾注于辅佐这位领袖。而李世民也不以部属看待他，而以朋友相待。

房玄龄甚至没有关心过自己的位置，他只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这位朋友。这一年，李唐的队伍攻破长安，房玄龄几乎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好朋友，时年32岁的杜如晦，推荐给李世民。在隋末唐初的乱世之中，杜如晦一直充当秦王府兵曹参军，随李世民东征西讨，每每参与军国机要之事，俱剖断如流。房玄龄则被赋予“草拟檄文书信”的职责，且担当着为李世民四处延揽人才的重任。而英武睿智的李世民，才得以挥洒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华。

此后几年，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李世民在扫平中原一带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但房玄龄志不在此。他细心观察和收罗人才，一旦有可取之处就收纳入幕府。他还与谋臣猛将潜心结交，约定各尽死力。

房玄龄如果真的要为自己考虑，那么不但网罗的人才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私下结交人才也可能遭致上司的疑心。还不如像萧何那样广收钱财以“自污”，博取刘邦的放心。但是他有这样的自信，也能够信任自己的上司，所以他成为了千古唯一的房玄龄。行事坦然，不瞻前顾后，这使他的能耐发挥到极致。

直到不惑之年的房玄龄，都可以用“甘于雌伏”来形容。他将幼年时锋芒毕露的才华深深地收敛起来。他精心策划着自己的道路，但从不想一步登天，甚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智略无双

房玄龄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唐高祖耳中。李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房玄龄这个人识见深远，值得委以重任。每次和我儿子商量事宜，必定能够剖析出人心思虑，就算是在千里之外，也好像那个人就在他眼前！”

但这样的名声却为他招致了祸患。大唐立国四年后，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凯旋长安。他身披黄金战甲，带领手下25员大将，雄威显赫。太子李建成看得眼里冒火，心里作酸，感觉到二弟带来的极大威胁。于是，李建成和幼弟李元吉设计*削减李世民的羽翼。李建成也知道房玄龄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便在高祖面前陷害房玄龄，最终使得房玄龄被驱斥，无法在李世民身边出谋划策。除了驱逐房玄龄，李建成还试图收买尉迟敬德等名将，收买不成就暗杀。秦王府本来人才济济，现在也是走的走，跑的跑。一次，李世民参加李建成的宴会回来吐血不止，经过抢救才没有丧命。李建成经过这次谋杀失败，决定撕下一切伪装，在饯别元吉出征的宴会上直接杀死李世民。

到这个时候，李世民还没有任何准备，煊赫一时的秦王府仅剩寥寥数人，兵权又被收归李元吉，根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朝野之内虽然同情他的大臣很多，却没有人能够救他一命。

李元吉的出征一天天逼近。一天，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李世民向高祖诬告自己“*宫室”。他们反倒十分兴奋，因为李世民一定是黔驴技穷才出此下策。这样的诬告非但不能动摇自己的位置，还能反过来利用它将剩下的秦王党一网打尽。于是他们兴冲冲的进宫和李世民对质。

但是他们没有如愿，在宫廷的门外，等待他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场被射杀，史称“玄武门之变”。唐高祖只好立秦王为太子，没过多久，索性让位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在玄武门之变背后，是一袭白衣——书生房玄龄。他乔装扮成道士*秦王府，策划了事变，他自始至终掌控全局。

先示之以弱，诱敌深入，然后一举击破。这是兵法在政治斗争中的妙用。

关系到自己和李世民的一生前途，乃至大唐国运的玄武门之变是这位初唐第一智者一生唯一一次展示自己的惊天才华。他的智慧犹如流星一样划过唐朝的天空，然后隐藏在无尽的黑夜中。在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做着普通人做的事情，只不过比普通人做得更好。

无迹可寻

房玄龄在不惑之年从军，显示了他“甘于守雌”的“能下”；策划玄武门之变，显示了他“智略无双”的“能上”。现在李世民终于登上帝位，国家政局安定，而他是一朝宰相、皇帝至交，无论什么样的改革、立法，几乎都无疑会被施行。他终于能够一展所学了。

然而他做了什么呢？

淘汰冗员、制定法律这些别人做的，他也做。但是房玄龄之所以是房玄龄，在于他所做的，并不能用任何语言描述。

《资治通鉴》评价：他“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他最大的功绩，竟是这四字“无迹可寻”！

房玄龄不像商鞅、张居正那样变法。国家百废待兴，正是他一展所学的时候，而他只是默默沿袭着隋朝的科举和三省六部制。

他也不像晏子、魏征那样进谏。英明如李世民，也经常有犯错的时候。《贞观政要》上写满了魏征直言敢谏的故事，而房玄龄碰到这种事，通常总是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道歉了事。有时候还是魏征帮他开脱。

他的确待人温和，他的名言就是：“谦虚温谨，不以才地矜物。”甚至有一次他生病，喜欢开玩笑的户部郎中裴玄对要去探病的人说：“要去探病，宰相病的怎么样要先知道。如果他的病可以好，我们去看望就可以被他记在心里。如果病得很厉害，都好不了了，还去干什么？”这话确实是有些刻薄过头，当时就有人和房玄龄说了。大家都没有想到，等裴玄随大家去探望房玄龄的时候，房玄龄只是微笑着说：“啊，裴郎中来看望我了，看来我不会死了。”

所以许多人说起房玄龄，总会认为他是贞观朝的出气筒。当时的房玄龄没有改革变法，也没有直言进谏的故事，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史官都懒得记录：诸如某年月日提拔了某个人才，过问哪些事务，写了哪些文章等等。

后来的史书说到他的执政，也只能说些“空话”，而没有任何故事。史书记载：房玄龄*夜夜都能谦恭谨慎，尽心竭力做好每一件事，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听说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的优点一样。不要求别人完美，也不以自己的长处要求别人。对上对下，无论尊卑都能相处很好。

这在后来，就成了大唐的气度。

唐朝（除了开朝之时）在中国历史上不算是贤臣最多，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如此而已。它也不算制度最好，唐朝的制度和短命的隋朝基本一致。但是唐朝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也是吏治最好的时代，一朝的“循吏（写入史书的官员楷模）”共48人，而两汉加起来才18人！

这是因为唐朝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不重制度、不重名声，只重实干。它又不是萧规曹随的那种循规蹈矩的苦干，而是房玄龄的这种有眼光有见识而又能深藏功与名的实干。愚者要实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睿智如房玄龄者，居然能甘心静下心来做一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这就是“能上能下”。

能下难，能上尤难，能上能下最难。能上能下者是智者，而智者的实干和愚者的实干是不同的。正由于他的睿智，他敢于、也善于超越制度加以变通。智者的变通往往惊世骇俗，却是出于天地公心。

譬如许多人都知道唐朝实行科举制，却不知道唐朝的科举考试不但没有密封（并不是没有技术条件，武则天实行糊名，她死后又废止），考生还可以和考官沟通交流，考官在对话后斟酌考生的实际水平再定其名次。更有一时佳话，就是主考官让一位考生帮忙拟定考试名次，该考生毅然把自己列为第一，果然就此高中状元。没有人借此徇私舞弊，这就是唐朝。

所以唐朝的科举制能够不拘于门第在平民中选拔出人才，却能够避免录用一些在考卷中夸夸其谈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又能够防止一些人才由于发挥失常而不能录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种精神传统，追根溯源，确实是房玄龄开创的。大诗人皮日休有诗赞房玄龄：“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不论制度是好是坏，不论是否会引发他人的流言蜚语，他只是默默地做自己的事，睿智、自信而坦然。房玄龄相信，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只要在其中的人能够懂得灵活掌握，就能够把事情做好。

于是房玄龄最重视的就是人才，对于其他问题就只有温和、缄默、实干而已。在唐太宗的太子晋王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于是房玄龄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忠臣王陵、周*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另外有个贫寒人士张亮，“素寒*，以农为业”，但“倜傥有大节”，有智谋，经房玄龄荐举，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但张亮胆气不足，无将领之才。房玄龄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

房玄龄临死前为唐太宗上了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谏，希望太宗停止对高丽的讨伐。

所以有魏征的时候，他只是默默的承受一切，把《贞观政要》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让给魏征。

可以说，房玄龄的气度远远超过魏征。

房玄龄立德于身后。他没有什么显赫政绩，却是大唐气度的缔造者。他因此而不朽。后人评论：“真宰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