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已多年未曾现身人间。想当初仙童句芒指点旱魃去王屋山，引发天地异象等待仓颉来寻，不料等来的却是虎娃。这也许是缘法，但另一方面或也说明，就连句芒也不知在哪里能找到仓颉。
侯冈部受灾时仓颉没有露面，天下各部皆受大灾时仓颉仍然没有露面，并非他不欲理会，而是他根本就不知情，正在无边玄妙方广中造化世界呢。仓颉回到人间后，才发现人间已经变了样子，天下各部承受苦难已久，当年中华四大战神，也只剩下了独臂的禄终。

帝江因与禄终决斗战败，含愤撞开天幕而亡。伯羿为各部君首所忌，一番大战后殒落于陇西平原。崇伯鲧治水九年无功，依前约粉身碎骨。帝尧放勋禅天子位于重华，而鲧之子禹如今成为了中华治水之臣。仓颉了解到这些情况，随即就找到了伯禹这里。

伯禹并不认识仓颉，但是见到仓颉本人之后，就似莫名唤醒了某段见知或回忆，知道了半空中突然出现的人是谁，立刻行礼道：“禹拜见史皇氏大人！”

仓颉又问道：“你还称我为史皇氏大人吗？”

伯禹再拜道：“禹拜见师尊！”

仓颉飘然而落，少务等人还在发怔，而虎娃已上前行礼道：“恭喜仓颉先生！”他恭喜仓颉什么？当然是收了伯禹这名弟子。

自古高人收徒，通常皆要暗中考查其心性品行。仓颉和伯禹这等人，前者绝不会轻易收徒，后者更不会轻易拜师。可是他们初次见面一问一答，伯禹便拜在了仓颉门下。虎娃也长出了一口气，虽然事先没有想到，但当此事真的发生了，又恰恰正是虎娃所愿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虎娃和禄终都可算是伯禹之师，但这里师者的含义，与正式的师传关系是不同的，他们的角色更像是伯禹的护道人，而伯禹亦当以自古以来的高贤大德为师。

虎娃的任务，是将崇伯鲧的一世见知都传给伯禹，让他继承崇伯鲧之识；而禄终的任务，是推举伯禹为中华治水之臣，令其继承崇伯鲧之志。

世上有那么一些人，仿佛是生而知之。比如有九境修为之地仙，因其在生死轮回境中的经历，更因仙家之推演神通，很多今生没有见过的事物，仿佛见到了就能认识、就能理解。再有一种人，就像伯禹这般，有其天生的福缘。

伯禹从没有见过仓颉，可是见到了他便知道此人是谁，这来源于崇伯鲧的一世见知。虎娃与禄终都没有指点过伯禹修行，而伯禹这种人仿佛天生就在修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凭空拥有修为，而是随着心境的明澈，每求证一步修为，便会拥有相应的见知。

所谓生而知之，大抵如此，并不是一生下来便什么都知道。伯禹还是需要有人来点化与指引，而瑶姬已点化了伯禹一番。若不谈神通法力和天生的福缘，伯禹走下神民丘时其实已堪破了大成心境，若他愿意修行，从初境至大成则无关障。

虎娃本以为伯禹的机缘在神民丘上，不料真正的机缘却在神民丘下，仓颉突然来了。虎娃转念一想，仓颉确实是伯禹最佳的指引者，因为伯禹要做的事是为中华治水，若论精通山川形势、地理堪舆之道，谁又能比得过仓颉呢？

仓颉笑呵呵地扶起伯禹道：“禹儿不必多礼，你今日已得炎帝令与少昊令，若为师未至，你下一步打算去何处啊？”不论师徒身份，帝尧、崇伯鲧、仓颉其实都是宗族平辈，仓颉执掌人皇印犹在帝尧之前，而且他和伯禹同为颛顼后人，称呼伯禹一声“禹儿”倒也恰如其分。

伯禹：“禀师尊，我打算前往蒲阪，将欲行之事禀明天子，并向皋陶大人请教。”

伯禹在神民丘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治水”，深知以一人之力根本完不成这件事，就连招抚各部民众真心配合都难以做到。大江流域的治理计划可不仅是劈开巫云山脉这么简单，前后牵涉了太多的事情，伯禹如今已有一个详细的方案。

他要将这个详细方案禀明天子重华，由天子正式下令后才能实行。但仅有天子令是不够的，怎么能让他的计划真正得到有效执行，还要向贤德之人请教，最重要的人就是皋陶。

皋陶是帝尧之臣，重华为天子后，更重用皋聊为司士。须知重华受禅为天子前在蒲阪城摄政时，所担任的职位就是司士。他成为天子后又任命皋陶为新一任司士，皋聊隐然已被各部君首视为下一任天子的候选人。

皋陶为司士，掌管天下刑讼之事，与巴国理正相当，但皋陶的职权范围又远远超过了理正。他还监察百官行止、代表天子惩治不法官员与君首，为天下各部纠纷公断。

并不说司士的职位就代表了未来天子的候选人，而是以皋陶的地位与威望，假如天子出了什么意外状况，各部君首新推举的主政之人十有八九便是他了。崇伯鲧之后，在各部中威望最高、最受颂誉之人，便是皋陶。

皋陶是一位圣人，在这一点上，当年的崇伯鲧比之都有所不如。

后世有诸子百家，形容“圣人”之说各异，帝尧放勋、帝舜重华亦被尊为圣人。但在如今这个民智与语言都很朴素的时代，圣人的含义尚与后世的种种说法不同。

它并不是指人们想当然所理解的神圣的人，也尚不是指圣明的帝王，亦不是指各家教派学说的祖师以及所推崇的古人，更强调“人”的含义。

“圣”字为仓颉所创，皋陶是他的学生，得到的传承主要并非符文神通以及修行秘法，而就是圣人之修。圣人能闻道，通达天地正理；圣人能宣教，解说世事真义；圣人有德行，能率众而垂范。它指的是一种知行完备、才德全尽的修养。

所谓修养，并不是个别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自己的事情，它必须由内而外，与世上的各种事物真正发生关系，才可称知行完备。有些人在离开人间多年后，被后人尊为圣人，但在世之时就被称为圣人的，便是皋陶，尽管此时所谓的圣人含义与后世略有不同。

皋陶是仓颉的学生，所得的传承是圣人之修，为何不是圣人之学？学从何来，前人有创后人方有学，先有圣人之修，后有圣人之学。且不谈皋陶的个人修养，他都做了哪些事，为何在当时就被称为圣人？

首先要谈中华天子册封各部、治理天下时都做了哪些事，以什么为依据？都要统一祭祀、颁布历法、实行礼法，并制定各部公认的盟约。制定盟约的过程本就是中华礼法的一部分，如此也被视为推行教化，可是教化的形式与内容何来？

所谓礼法，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礼仪和法律的概念，但它同样是一种行事的规则，违反这个规则就会受到指责或处罚。对什么样的行为施以什么样的处罚或评价，也属于这种规则体系。人类社会文明的诞生源于此，没有这种规则体系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文明体系。

走出蛮荒蒙昧，人之所以为人，源头在此，这也是个广义的开启灵智的过程。规则的作用绝不仅是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保证一种秩序，使文明社会体系能够更好地存在与发展下去。

规则须符合这种内在的无形规律，圣人亦称之为道，此道为人道，否则它迟早也会被推翻与改变，而另一方面，规则的崩溃也意味着秩序的崩溃。它的出现是广义上的灵智开启后，世人的自觉过程，犹如从混沌走向清明。

上古无书，先民结绳记事，太昊创八卦之符，可用于计数、喻事、问卜。所谓问卜，最早其实是应前事之验、为后事之鉴。那么礼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历代人所自觉的行为以及社会规范总结，在太昊开创中华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朴素的体系。

后世天子，不论是青帝、炎帝还黄帝世系，一直到帝尧时代，大体都遵循一种朴素的原则。比如出了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应召集各部君首共商，处理的依据往往来自于古代贤君被共同认可的处置经验。

比如在轩辕为天子时，曾出了什么事情、轩辕是怎么处置的，到了颛顼为天子时又出了类似的事情，那么就遵循同样的处置原则，或者以之为参考，根据实情稍加变化。那么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呢？那就由颛顼帝与各部君首共同商讨出一种处置方法，这种处置方法又成了后世所参照的原则。

颛顼帝处理了这样的事情，到了后世帝尧为天子时又碰到了，就可参见颛顼帝的处置方法。而这种参照是否恰当，需要帝尧与各部君首共商。依前人之判例而断，在朝之君首共决，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套礼法体系。

很多很多年后的后世，世间有一种“判据法”体系与“陪审团”制度，依稀与之类似。这其中的差别或许很大，背景亦天差地别，但世事总有似曾相识之处。

礼法本身也是一种传承积累，无书无典之时，或口口相传，或神念心印相传。神念心印是不可能推广的，口口相传难免有讹误，甚至也不可能记述得完备真切。到了帝尧的时代，这种方式已经很难适应需要了，其弊端越来越明显。

仓颉造字为文，弃天子位后被尊为史皇氏，因为他还做了一件事，便是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上古以来所能搜集到各种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传给了皋陶。

皋陶便以文作书，为中华编九典。他整理、修订自古以来的礼法规则，考“太昊之规”、“神农之衡”、“轩辕之绳”、“少昊之矩”、“颛顼之权”，根据天下所需，制定了正式、明确的礼法体系。须知皋陶作书与后世人写书，完全是不一样的，过程艰辛无比。

后世皆谓皋陶作《狱典》、定《五刑》。实际上皋陶所作远不止如此，他制定的是一整套社会运行规则以及完备的文明秩序体系，最为后人熟知的是“以五刑弼五教”。

所谓《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几千年后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家族伦理的道德规范，但人之所以能进化到人类社会，这些恰是根本。经历多少代人的思考和发现之后，皋陶做出了明确的成文总结，并将它制定为社会行为规范。

所谓《五刑》不是仅指墨、劓、腓、宫、大辟这五种刑罚，真正的五刑指的是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这五种制度。甲兵是讨敌之制，斧钺是治军之法，刀锯是罚罪之刑，钻笮是刺罪之识，鞭扑是训诫之惩。

这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人类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刑令以道德规范为基准，这便是“以五刑弼五教”的含义。

皋陶又作《九德》之典，所谓九德指的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是对天子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道德要求，比如说“天子应有九德”，使天子考察臣民以及臣民评价天子的品行时，有了明确的标准。

虽然对品行的评判标准自古有之，但皋陶做了明确的总结。天子便一定九德兼备吗？当然不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天子都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但是有了评判标准，臣民以及后人也知天子失政、失德在何处。

《五刑》、《五教》、《九德》之外，皋陶又作《五礼》，分别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涵盖了从祭祀、结盟到饮食、男女等各种成文礼仪规范。

天子如何治天下？当时是一个部族社会，地方的治理是建立在宗族体系之上的，皋陶又作《五服》与《九族》之典。五服指的是天子所代表的中央与各部君首所代表的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九族确定了部族内部血缘关系以及利益、责任的划分。

皋陶的年纪其实比重华还大，在帝尧主政时，他开始了这项工作，向列位有才德的长者请教，并走访天下各部君首商议。重华为天子后，任命皋陶为司士，并命他尽快将九典全部编制完成，准备以天子的名义颁行天下各部。

皋陶作九典，并不仅是拿着仓颉传给他的史料，在家中闭门编制。他想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大家早就知道，他为此已付出多年辛苦。其中的内容，皋陶与各部君首以及贤者甚至是普通民众，早有各种商讨，听取各方意见、以期能解决实际问题。

天下敬重皋陶，尊其为圣人。而后世各家学说常有教化争端，但皆言“圣人传教化”，而教化确从圣人来。

伯禹回答仓颉之问，说他本打算去请教皋陶。仓颉点头道：“看来就算为师未至，亦不必为禹儿你是否称职、明智担忧。既要先去蒲阪，那么就与为师同行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