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有两种。一是相等的穷，一是相对的穷。前者损坏肉身，后者殃及心灵。不知幸与不幸，二者我都体验了。
前者发生在改革开放前。例如“*”期间，大家都穷，穷得大体相等。那时我在东北乡下务农。大家基本吃一样的东西：早上玉米面饼、咸菜；中午还是玉米面饼，冬天土豆熬酸菜，夏天豆角熬土豆；晚上高粱米粥或苞米粥、咸菜。家家如此，户户皆然。穿的就更相等了，四色黄蓝白黑，男的直领，女的翻领。群众三个兜（衣袋），干部四个兜。裤子都是肥裤腿大*，姑娘们显不出曲线，小伙子看不出挺拔。

因为穷得均匀，穷得平等，所以心理没什么不平衡。何况人们也没觉出有多穷，甚至以为幸福得不得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改革开放后，另一种穷、相对的穷出现了。对于我，那不仅仅是穷富之差，还有穷富角色的错位，尤觉刻骨铭心。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当了大学老师。被分到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是国务院侨办属下以招收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主的大学，部分招归侨子女。退回二三十年前的广州，与“港侨”沾边是极不得了的事情。因为那意味侨汇，意味“兑换券”，意味新潮服装和MADEINJAPAN两用收录机、电视机。而我来自祖国版图几乎最北端的小山沟，我教的班上二三十名学生都比我富。当时我的工资是七十一元五角，甚至不够我的学生在外面卡拉OK一次的钱。你叫我这个老师如何体面地生活、如何在讲台上气壮如牛呢？我除了买书，没有任何像样的消费，身上的衣服多是地摊上买的。校园里有湖，湖里有鱼。一次学校从湖里捞鱼，我们一大帮老师围着草地上不大的一堆鱼分鱼。正当我提着几条不到巴掌长的鲫鱼往回走的时候，迎面碰上班上嘻嘻哈哈打闹着走来的女生……还有一次学生买了软包装果汁给我，我竟不知道怎么喝，是一个女生帮我把吸管*小圆孔里。不久我为电视台翻译《血疑》的姐妹篇《命运》电视剧，播出后我竟没有电视机，两个香港男生知道了，一天半夜敲门，从香港背一台彩电送来。后来用每集五十元的《命运》稿酬好歹把钱还了，好在长达二十八集。

我不是说我不能忍受这种物质生活上的穷，只是难以忍受由此带来的精神痛楚-当学生们面前站的是昨天中午自己给插吸管喝饮料的、昨天半夜自己敲门送彩电的、身穿廉价地摊衣裤的老师时，他们会作何感想呢？不，学生们作何感想并不重要-我也没看出他们因此不尊敬我这个老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种穷深深地伤害了我，剥夺了我的体面、我的自尊。而那未尝不是全体教师和高等教育的体面和自尊。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很快赴日进修。到日本一看，日本国民任何一个都比我这个当年还算凤毛麟角的副教授生活得好，于是我不得不体验不同语境下的相对穷。那时也还年轻，我开始打工。天未亮就爬起来去花卉批发店扛花捆，扛两三个小时赶去上课，下了课又乘地铁赶去郊区一家食品厂，同日本妇女们一起包装香肠，很晚很晚才回到住处。打工时我始终没说自己是大学老师，更没说是副教授。因我觉得那不仅关乎我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而且关乎国家的体面和尊严。记得在回国飞机上，我身旁坐着一位老者，告诉我他是吉林四平的，一位日本朋友邀他去日本看看。“吃住不算，人家还送了我东西呢！”说着，他从塑革提包里掏出一条又一条毛巾，虽然新，但显然是用过的。看着老人得意的神情，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心在滴血！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不穷了。不穷不仅仅意味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意味精神世界的高扬，意味一个人、一个老师以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体面和尊严。

不穷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