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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回忆“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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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像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月3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5月4日上午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口号,这标语,都像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

大队*东交民巷西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拒绝我们通过。洪流的怒潮就转向赵家楼卷进,卷向在二十一条上面签字的卖*曹汝霖的住宅。进了巷子,队伍挤了个水泄不透。

从我们的队伍自*出发,警察是始终跟在我们周围的。到了赵家楼,一些警察就集合起来,保护着曹家紧闭的大门。而重要的卖*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又恰好都在里面。群众的怒火是挡不住的,我们终于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打进了大门。失算在于忘记堵住他的后门,学生前门进去,曹、陆二贼后门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众打了他个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火发后大队就渐渐散去了。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5月7日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便于继续奋斗起见,出了个《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为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种小报形式,学生们在街头讲演时,可以随时分送给人的。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

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苦闷的是与外面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运动,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们被隔绝了!成天躺着,两眼望着那小小的纸窗,它透进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闭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热烈,*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翻了个身,放枪的日本水手,娶少女为妻的死鬼牌位,隐约中还有那警察总监涨怒的肿眼泡子,在我将入睡的朦胧中,都迷迷离离,成为模糊一片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出来。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街头上讲演的学生更多,听讲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反帝反封建这个正确口号。可是“外争国权,内除*”的目标,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运动时,上海各厂工人罢工,唐山、长辛店、沪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汇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举行罢市。运动的队伍壮大了,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一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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