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
一

香港九龙间隔着一个海峡，往返必须轮渡，那里很容易碰到许多你想不到的熟人，掀起你古旧的记忆，我碰到过过去还是抱在手里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很漂亮的少女；我碰到过过去喧赫一时的官僚，现在变成零落憔悴的旅客；我碰到过过去爱摆架子的商人，现在谦恭地对谁都在打躬作揖；我碰到过过去红极一时的小姐，现在流落为枯萎自卑的老姬；我还碰到过过去贫困无依的朋友，如今变成了骄气凌人的豪客；我还碰到过过去低首下心钻谋名位的女伶，现在安详地做富绅的外妾；我还碰到过过去豪语惊人的政客，现在缄默低叹像一条刚从水里捉上了的鱼；我还碰到过过去我招呼他而不理我的人，现在很亲切地对我称兄道弟，问我借一点钱，说是为付饭钱或房金；当然，我还常见过过去平淡，现在也还是平淡的人……这一切，虽都曾使我惊讶，但见多了也就觉得这原是人生的变幻，而我所见的也许正是你所见的。

然而昨天我在渡轮上竟碰见了江上云。

我正低着头在看报，突然有人在我身边叫我：

“你是不是×先生。”我抬头一看，不认识，我只得“啊……唔……”地用客气的声音同他招呼了一下。心里在想他到底是谁。他穿一套很讲究的西装，头发很整洁，上唇蓄着很漂亮的胡髭，眼睛发着自尊与自信的光芒。他在我的旁边坐下，于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江上云。”

“啊，江先生，你在这里？”我心里想：“他怎么变了这许多？”

二

江上云是一个我生平最不了解的人。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重庆一个大学里担任小说研究与习作的课程时，在讲堂上碰到一个衣裳不讲究，头发很乱，胡髭常常不刮，年纪看来比我还大的学生，下课以后，他到我的地方来，他告诉我他叫江上云。这是一个我在哲学季刊里常见到的名字，他在那里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文章，很有成绩，不用说，我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修养是远不如他的，我当时就致我对他的敬意；他告诉我他是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觉得中国没有研究哲学的环境，他要写小说。他要在文艺里表现他所获得的哲理与所信仰的人生，所以来选我的课。他又告诉我他已经写了好些小说，写的时候很得意，但过后拿上看看越看越不喜欢，所以他希望我替他看看，究竟毛病在什么地方。他既是选了我的课，这当然是我的职责，我当时就叫他拿来，答应他一定仔细拜读。他于第二天就交我一包稿子，我费了几天工夫，才把它读完。我发觉他实在不是一个该写小说的人。他的文字也许很好，但不是写小说的文字；他的故事也许很好，但不是小说的故事；他的布局组织也是有条有理，但不是小说的结构，我感到这一切，但竟说不出一个理由。我对他还不熟，不愿太扫他的兴，我当时想也许关于小说技术与作法一类的书对他是有用的，我就指几本给他去阅读，我劝他看了以后再写别的。

湖光塔影两星期以后，他把他的新作交我，说是他读了我所介绍的书以后的作品；奇怪，还是不像小说；我发现他缺少一点我所不能说明白的基本条件；他所取的故事也有好的，但是他写得不好，似乎不必描写的地方，他写得很多，而应当描写的地方他又忽略。他布置得很好的场面，竟没有气氛；他设想得很好的人物，偏是毫无生气；他的笔墨清楚有理，但没有情感；他的素材，很合逻辑，但似乎他只能对它们了解，没有对它们同情。

他在小说主题中寄托他的哲理，但读者很难把握到他的主题；他在对白中安顿他的怀疑与信仰，但与说话的人物缺少个性的统一，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他为完成他的主题，不借创造古怪的人物；他的故事只是他发挥他的哲理的间架，架起架子，发表了他的哲理，就此结束，所以没有一个故事是发展得完美的。小说不能脱离人生，因此小说可容纳的哲理也应当有关于人生，但是他借小说所发挥的有许多竟是非常古怪的哲学上问题，几乎读者很不容易知道他所要说的是什么。

我诚恳地把我的印象同他谈，我说与其这样写小说，不如写论文，或者索兴写尼采，巴斯克所写一类的思想录，以文艺论文艺，以小说论小说，他的三四千字的小说都好像是长篇小说的说明书，我举出我记得清楚的几篇，同他讨论到故事主题人物对白一类的问题。

他似乎很接受我的意见，马上把我说到的几篇作品重新改写，改写后又拿给我看，我还是说它不能称为完整的小说；如此一改二改，他似乎非常有耐心非常努力的做。过了很久，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不宜于写小说的人，他太理智，太科学，他的才力一定是在别一方面，于是有一次，我估计我们的交情也够得上让我说实话了，我在一个还给他作品的场合对他说：

“假如你以为我够得上称为是你的朋友，我想老老实实说几句话。”

“怎么？”他笑了，他的笑容常含着沉思，他说：“你明知道我是喜欢说老实话的。”

“我很奇怪你会不喜欢研究你的哲学。”

“你以为我写创作是无望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觉得每个人有他的一种倾向，逆着他自己的倾向的，常常费力大而成功少。”

“你是说我没有文艺天才？”他直率地问我。

“天才只是一种倾向，*的与心理的倾向。”我说：“你的天才也许是属于哲学的，也许属于科学的。那么研究哲学或科学不是费事少而成功多么？”

他不响。

“写创作的人常常是一种弄通了文字以后，而不适宜做任何事情的人。”

他还是不响。我又说：

“我们读到许多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小说，浅薄的甚至无聊的小说，但总是小说，是不是？能在小说里面表达深刻的哲理与崇高的理想，当然高于普通的小说。但成功还在要是小说，如不成为小说，则不必用小说的形式，是不是？这等于酒，任何药酒，必须是酒，否则不妨叫做药。”

他不响，也没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注视着他，等他的反应，他于是不得不开口了，他说：

“我以为我的缺点都因为我表现的习惯是论理的，不是美学的。”

“那么你应当是一个批评家。”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作家肯像你一样的承认自己作品的缺点，他们都以为自己的作品是杰作。”

“这难道也……”

“这就是说你太会鉴别，”我说：“太会鉴别的人往往缺少创作力。”

“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说着又笑了，他的笑容是骄傲的。

我当时就没有再把这问题说下去。

自从那次以后，他虽然还来上我的课，但不再把他的作品给我看了。

学年终了以后，悠长的暑假我住在乡下，自然没有机会碰见江上云；第二学期我没有再去教书，天已经凉下来了，有一天，在路上忽然碰到了他，他很热情的跑来叫我：

“×先生！”

“啊，江先生，好久不见。”他马上同我拉拉手。

“我现在比较忙一点，我还在一个中学教书。”他说。

“你还在哲学研究所？”

“是的。”

“我想你一定很有收获。”

“我没有什么兴趣，”他露出似乎很自信的笑容说：“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

“真的？”我不相信他自己竟会满意他所写的，我顺便说一句：“写了很多了？”

“我只写出一个纲要。”他说：“就预备开始写。”

“预备写多少字？”

“大概要写五百万字。”

“五百万字？”我吃惊了。

“所以刚刚开头。”

“是不是同法国江河小说一样……”

“不，不，”他自信地笑着说：“完全是一个故事。”

“我希望你会完成。”

“这个主题……”他忽然说：“隔天我来拜访你，我是想同你谈谈，我的材料是非常现实的……这是以……。”

“隔天我们细谈。”我想马路上总是谈不完的，所以就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星期日早晨我总在家，你来吃中饭。”

我于是又同他拉拉手，就走开了

三

星期日，他果然带着一包稿子来了。我招待他坐下以后，他就很快的提到他的长篇小说。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一个女子中学校教书，一班里有三十六个女生，她们要在一九四〇年毕业，那里面有好看的，有难看的；有富家出身的小姐，有贫困家庭的女孩；有的聪敏，有的愚笨；有的活泼，有的痴呆；有的骄傲，有的谦逊；有的脾气大，有的性情好；有的健康，有的病弱……他的小说就是以这三十六个女孩子为主角，从一九四〇年写到一九六〇年，看每个人的变迁，各人有不同的命运与机遇，造成了各种的综错。有的一毕业就嫁人，有的进了大学，有的到别处流浪，有的爱好歌唱，有的做了明星，有的沦落为娼，有的成为要人的太太，有的终身嫁不出去，在大学里教书到老……

我听着他讲，但是我心里对他的话竟不十分感到兴趣。他好像也感觉到似的，忽然不说了，打开了他带来的一包稿子，拿出一张图表。翻过去又是一张图表，几张图表以后，是他的详尽纲要，这，使我吃惊了。

原来他的三十六个主角的籍贯、年龄、面貌、家庭情况、个性、际遇，一一都已规定。我再翻下去，发觉那纲要竟是一本计划书，凡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件与变迁，他也完全想好。厚厚一本稿子，小小的字，竟全部是那部小说写作的计划。

我对于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好奇的兴趣，我随便翻阅几张，我看他像编年史似的计划书，觉得非常可笑，我读着他的原稿说：

“一九四六年，李翠兰的独唱会在上海举行，军政各界的要人都送花篮，报纸上都有她的名字。她想到一生的努力始终默默无闻，而同××部长同居以后，方有今日，究竟她的成功是她的歌唱，还是她不正当的身份……你写的是将来，但大部份小说是写过去，写将来的小说决不能这样现实……你怎么知道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是怎么样？人口有多少，大楼有多少，也许早不是你现在所想象的都市了……”

“不，不”我的话还没有完，他已经接着说：“你知道我要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所以现在说起来虽是将来，我写到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已是过去了。”

“但是这大纲在那时就有许多都不能用了。”

“我写的时候自然要随时改的。”

“那为什么不写过去，比方你把一九四〇年，改到一九二〇年，那不是比较便当么？”我说。

“一九二〇年的情形，我太不熟识，我对它没有想象；我要写我切身所观察的所体验的，我一开头就是那群女孩子在抗战中各种心理，随着家庭的际遇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父亲是发国难财的，有的是官僚，有的是穷教员，有的家庭被战火毁了，一个人被亲戚扶养的……”

“那么你预备每年写每年的故事。”

“我想是的。”他说：“二十年以后，如果我可以完成这部著作，那也不错了。”

我对于他这种忠于工作的热诚非常感动，我说：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得的计划，这二十年我想正是抗战从艰难到胜利，国家从疲惫到复兴，世界从贫穷到繁荣的时代，你的作品恰好代表了这个时代；你的这部著作完成的时候，怕中国也已是一个第一流的工业国家；如果我们可以碰到，我一定要庆祝你的成功。”

“你以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会马上变成富庶太平的乐土吗？”

“我希望如此。”

“至少还要经过很多的变化。”他露出非常自信与骄傲的笑容说：“我们这辈子以及我小说里人物的那辈子都不会有幸福的日子。”

“那么你的大纲里的人物都是在痛苦悲惨的局面下展开着了？”

“自然，”他说：“她门有些是苟延残喘的活着，有些抱着一个理想在奋斗，有些被人利用，有些被人出卖，有些发了财而不幸福，有些看破一切，有些执迷名利，有些自杀，有些被杀……总之，在这二十年的时期中，她们那辈子在摸索探求中过着黑暗的日子。”

“同我们一辈子一样？”

“比我们这一辈还贫穷渺茫悲惨。”

“这是你的主题？”

“也许是的。”他说：“但是我主要的是写这些人在这个时代中的心理，根据她们的环境与传统，以及遗传，从少女到中年。我特别写每个人都是向上的良善的人物，但结果竟都在黑暗中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我想这一定是一部了不得的作品！”我说：“你的主角三十六个人，其他的人物一定还要多。”

“主角三十六人，重要的人物一百九十七个，不重要的两百四十八个。”他不假思索说。

“我想这将是一部世界上空前的伟大的作品了。”我说。

“所以请你先看看我这部大纲，”他说：“希望你给我一点意见。”

“我很高兴。”我说：“我希望我可以有意见贡献给你。”

这时候，有人来看我，他就站起来说：

“谢谢你，那么这本大纲留在这里，我隔天来拿。”

我送他出门，在路上，他忽然说：

“这三十六个主角，我在大纲里用的都是真名字。”

“什么叫真名字？”

“都是我班上学生的名字。”他说：“这样我不会混淆，不会搅错，我对于这些人的个性面貌有一个直接的印象。”

“这很有趣。”我说：“将来你也不预备改么？”

“你以为呢？”

“我想写的时候还是改去好，因为你的时候，她们看了多不好。”

他点点头，就同我拉拉手走了。

四

“一九四〇级”的大纲真是使我惊奇了。我抱着没有十分信任心的态度翻阅了一遍，但不得不使我读第二遍，第三遍。我发现他所用的功夫实在有点惊人，他把每一个的家世出身环境都写得仔仔细细，再写她们的个性，用这个个性与以后的际遇互相推移，使一切悲剧喜剧的形成都有根源，他布置好许多场合，对这些场合的反应，人物的行为都可以寻出根源，他在这里运用了佛洛依德的原理，行为主义以及完形学派的心理学根据，在许多场合上，他循着社会心理学的法则以及历史的观点……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计划。

大纲里有一切小说里的场面，战争，革命，罢工，罢课，流血，杀人，放火，自杀，*，流浪，打猎，投机，赌博，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商业上的各种伎俩，奢侈的生活，圣洁的恋爱，清风明月的归隐，小桥流水的农庄。私订终身后花园，月黑风高的夜劫；人物更是包罗万象，小贩，尼姑，大官，富豪，学生，农民，妓女，工人，志士，侠客……，地区纵横整个的中国，蒙古*新疆东北河南广东……没有一省不伸展到的。总之，一切一切都是应有尽有，与其说是一部小说的大纲，不如说是小说的百科全书。

我细读三遍以后，我还是觉得他对于未来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肯定的在布局，他写到抗战胜利，写到官僚贪污，写到人民不满，写到农民暴动，学生紊乱，写到国际纠纷，冲突，甚至写到许多细节……如果这些都要随时改动，那么这大纲等于没有用。而他的人物，所谓主角三十六人，每人都有她的发展，成了三十六条主线，这些主线虽也有点纠葛，但并无总结的归宿，那么大可以写成三十六部小说，用不着合作一部来写。至于他所策划的庞大复杂的故事间，竟也缺乏一种联系，这样的写法，一个故事继续一个故事，不用说五百万字，只要有时间，一两千万字也是写得下去，这等于笑话里所讲的曹*兵马八百万过独木小桥，一个又一个可以一辈子也过不完，我想如果用他的大纲，大可以约五六十个人集体来写，那么不到一年就可以完成了。但无论如何，这大纲的精密的设计与宏大的规模是可敬佩的。

三天以后，他来看我，我把我的意见同他说了，但是他的答复是很奇怪的。他说对于未来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他的臆设是决不会错的，他使那些人物通过那些年代就是所有人物的归宿，于是他说他将忠于写实主义，所谓故事的联系性与统一性是平庸的小说技巧，而实际人生就是这样散漫。

他的话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总觉得他这种哲学的头脑似乎始终踏不进艺术的境界，不过，要这方面使他同我有相同的感觉实在很难，而也许小说也的确可以有这样一派，我不想多说，但关于他对于未来事情的预约，我觉得即使他所料大致不错，时间变化综错当然不会全对。而这点他竟也不愿接受。他说这些他当然预备随写随改，他要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专写这一部小说。

此后我就谈到他大纲可敬佩的地方，夸赞他所用的功夫与学理根据的精密，他说，“为这部小说，我还研究了地理，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我还研究了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我还研究了命相学。”

“命相学？”我奇怪了。

“是的”，他说：“我根据命相学研究我三十六个学生的个性与命运，出身与际遇。”

“这难道也有哲学上的根据么？”

“当然，”他自信地笑着说：“命相学原是前人从个别的实际情形归纳起来的原理，我们从这些原理去发现个别的际遇与命运。”

“发现个性或者可能。”我说：“但发现命运我总不能相信，比方说一个人现在被汽车撞了，这是多么偶然的事情，怎么可以在命相里看到。”

“但是我觉个性与环境结合就是命运。”他说：“比方一个人被汽车撞了，他的个性一定是注意力不集中，平常就恍恍惚惚的，再加上那天也许同情人吵架，也许喝醉酒，也许受了什么刺激；也很可能他下意识里一直想自杀。总之，我从命相学里的确得到许多启示。”

“这很有趣味。”我说：“人生有时很神秘，你的三十六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命运，将来如果将你所写命运同她们实在发展的比较比较，一定更有趣，如果她们都是我的朋友，一直同我通着信或者保住什么联系，使我知道她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再同你想出来的小说比较比较，我想这会是非常神秘的，但我相信这一定同你的小说里的设想是不同的。你虽说你的小说采取写实的态度，而实际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故事。这倒是我自己常常说的，伟大的小说一定是具有浪漫主义的气魄与写实主义的手法，你的作品我想会实现我的理想。我觉得你的时代与环境必须根据历史的事实，但人物则不必拘于她们自然的发展，如果像你现在这样，连名字都会影响你的想象，那么你一定会被她们的生活所拘泥，而我相信她们大部分的演变，是嫁一个男人，无论是贫是富，过着家庭生活，养几个小孩，跳跳舞，打打牌，度一辈子吧了。”

“但是我并不是要把这三十六个人写成个个是英雄，我不过是觉得她们在时代中一定有挣扎，奋斗，熬受。一定有成败，得失，升降。”

“但这些大都是心理的，决不是在行为上穿过一切你小说的场合在表现。”

我们谈话并没有什么结果，他忽然问我愿不愿意会见他小说里三十六个的主角，他可以请我去演讲，为我介绍这三十六个人，使我有一个印象，那么他可以根据命相学告诉我每个人的命运。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告诉他如果我见了这三十六个人，我能够经常知道她们日后的演变，这也许是有趣的，但这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而且是不可能的；要是只见一次，那也许反妨碍我对于他小说意见。

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发觉了他对于时代的演变完全是作为故事的场合，而对于人的演变又拘于现实的对象，而这些对象竟是他的学生，我觉得他的小说如果写出来一定是一个很怪的作品。

五

那次以后，我跑到了成都，我好久不再知道江上云巨著进行的情形，一直到天气又冷下来，西风扫着落叶的时节，我接受一个书局的聘约，编一本文艺刊物，我又想到了江上云，我写信给他，请他写点短稿。我的信很短，但结尾处我询及了他的巨著的进行。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没有寄我稿子，他在信里先感谢我想到他，接着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短稿都不写，专心致志在写那部巨大的小说，于是他用很大的篇幅同我谈他的小说。他第一先说，在他工作进行之中，他已经发现我对于年代的意见的可贵，他的故事现已提早十年，于是书名也改为“一九三〇级”了。第二他说到人物，主角三十六人现已改为二十八人，配角则由四百四十五人减到二百〇九人；于是他说到其中五个社会主义者本定写成终身是同志的，现在计划在一九四〇年的时候分为五派，代表五种社会主义不同的观点……他还说了许多其他计划中碎琐的改动，我也无法一一记起。

我对这封信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一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计划上的变动是常有的事，所以也没有再同他通信。以后我为那个文艺杂志的与的事情忙，所以对江上云的消息也完全不知道了。

许久许久，大概是十几个月以后，有一个朋友请吃饭，他是成都某大学的教授，座中竟碰到了我在重庆教书时的同事张学韬，同一个听过我课的学生余既楠，余既楠是刚从重庆来的，异地遇旧友，我们三个人不免扯到学校与同学的情形，于是我们也谈到江上云，我说：

“江上云怎么样，你同他熟么？”

“我同他很熟。”张学韬说。

“你知道他在写一个巨大的长篇小说么？”

“我知道，”他笑着说：“他一见我就同我讨论，啊，他见谁就谈到他的小说。”

“他一定写得很多了？”

“他写了很多，但不知怎么，忽然又撕了重写。”

“啊，这个我知道，他本来是从一九四〇年写起的，现在提前十年，从一九三〇年写起；本来主角是三十六人，现在改为二十八人，配角也从四百多个人，减到二百个，所以我想他写好的都没有用了。”我说“他对工作真是认真。”

“你的话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张学韬笑着说：“他的主角早从二十八人改到二十人，又改十四人了，配角也减到九十七人。”但这时余既楠忽然说：

“我动身前几天还碰见他，他也同我谈到他的小说，听他说主角只有五个人，配角是四十个人。”

“那么又减少了。”张学韬说。

“我想这样也许容易成功。”我说。

“听他说这篇小说写成功要五百万字。”余既楠说。

“还是五百万字？”我说。

“他以前也说写五百万字。”张学韬说。

“我想他也许就因此不得不将人物减少，否则如果以人物为比例，那么他原先的计划怕要写成几千万字，一辈子也写不成功了。”我说。

“难道他原先写的又毁去了？”张学韬忽然问余既楠。

“这倒不知道他。”余既楠说。

饭桌上还有许多别人，我们就没有再谈下去。局散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想写一封信给江上云，问问他的小说到底怎么样了。但回到家里，并没有立刻就做，一切不是立刻就做的事情，常常会永远不做的，第二天事情一忙，这个*就淡了下去，一直淡到再也不想到了。

此后我又离开成都，东奔西走，后来又到了国外，动石不积苔，一个人对事业固然如此，对朋友亦是一样，一切过去的朋友不但不再见面，连消息也都杳然。

六

这一隔竟是十来年，真想不到会在香港九龙的轮渡上碰见他。而他竟打扮得像一个绅士。

“你到这里多久了？”他忽然问我。

“还不到半年。”我说，“你呢？”

“三年了。”他说。

“日子过得真快。”我说。

“一转眼十来年了。”

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今年是一九五〇年，想到这正是他的一九三〇级的小说脱稿的日子，我就很直率的问他：

“你的那部小说呢？脱稿了么？”

“小说？”他虽然蓄着胡髭，而那骄傲而自信的笑容仍使我想到他过去的神情。

“你的一九三〇级。”

“啊，后来我又改为一九四〇级。”

“那么人物呢？听说主角减成五个。”

“啊，”他还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我后来减成了一个。”

“一个？”我说：“从你三十六个一班学生的主角中减成一个。”

“一个。”

“也是五百万字？”

“我写了几十万字，没有写下去。”

“怎么？我想那一定是非常精炼的作品了。”

“但是我毁掉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的命相研究进步了。”他说：“我发觉我对那主角的命运有更正确的推断。”

“那么你的主角是……”我说：“我说那只剩一个的你小说里的主角。”

“不瞒你说，”他仍是在唇上挂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因为她已经是我的太太，啊，我替你介绍。”他说着拍在前座的一个穿着藏青丝绒披肩的肩膀。

于是，那个肩膀上的烫发的头颅回了过来，原来是一张丰满的，化妆得面白唇红的脸庞，露出一排稍稍长了一点的前齿。江上云说：

“这位是×先生，我的内人，啊，你也许记得的，我内人的名字叫李翠兰。”

“李翠兰……”我似乎听见过，但有点想不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他小说的大纲：“啊，李翠兰；对不起，江太太，你是不是喜欢唱歌的？”

“是，是，你的记忆力真好。”江上云抢着代说：“她唱女高音，非常成功，下星期香港酒店二楼有她一个音乐会，你来好不好？”他忽然对他太太说：“票子。”

“啊，不客气，不客气。”我说：“我也许不见得有空。”

“你一定来，一定来，我们谈谈，谈谈。啊，你一定还没有听过她唱。”

他的太太低头打开了手皮包，拿出一礼套着牛皮筋的票子，回过她丰胖的面庞，这次可失去了笑容，似乎很严肃的问她丈夫：

“几张？”

“一张够了，我只有一个人。”我笑着说。

江太太于是抽出一张鲜红色的票子给江上云，我这时候看见江太太的手指甲比票子还红。江上云接过了票子看了看，他一面交给我一面说：

“她现在改了这个名字？”

我接过票子一看，上面写着；

“……VocalRecital……Mrs.ChatherineL.Kiang……”

我正要看其他的字时，江上云忽然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说：

“你大概不知道我也改了名字。”

我接过一看上面印着三号仿宋：

“江底秋云命相”，我不觉吃了一惊，我说：

“江底秋云原来是你？”

他露出骄傲而自信的微笑，点点头。忽然指着名片上的小字说：

“那是我的地址。”

船突然一震，我看到乘客们都预备走出去，江太太先站起来，反过身等我们，我把他们给我的票子同名片纳入袋里，我说：

“谢谢你的票子。”一面也站了起来。江上云没有理我，他眼睛望着他的太太，江太太忽然又露出她稍稍太长的前齿对我笑着说：

“对不起，×先生，要你破钞，这票子价钱是二十元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