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
我不忍细想那猛击的震动，那暴烈的毁焰，和那最后的知觉。志摩曾无意中向我说过，他相信雪莱最美的时候，就在他最后知觉的刹那间，这句话想起来多么像志摩的人，他的想像的渺茫，他倾倒中的单纯，他追求理想的兴致，和他谈吐的风趣。风趣是他自己爱用的字眼，它最足使我想起已去的志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凡，是没有声色的存在，所以他想像雪莱的死，在波涛浪花之中，也别有一种超逸的风趣。志摩不病死，而从烟雾迷里坠落，惨死于冲击之下，毁焰之中，我们当然何等哀拗，但是我都觉得他生平的精神又多么谐和。我不能想像志摩，那生气**的志摩，平淡的病死在床上，如斯蒂芬生说的“diedadulldeath”。那样，我觉得更加惨澹。志摩爱说人家dull，说的时候那副眼睛的闪烁，*两端的曲线，头部稍微的前倾，最能显出那种灵敏和同情的幽默。志摩的诗也许不及他崇拜的雪莱，但是他的幽默却远在雪莱之上。这是他胜过雪莱的一点。雪莱所以始终被他自己的思想和情结所束缚，都是因为他性格中缺少相当的幽默，他脑筋里只认识是非的争斗，和理想与事实的冲突，志摩不但如此，还能领略到人生的趣味，就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假使人人事事都能和我们的理想一致，谁还能忍受这种凡俗。有了这种观念，人生的兴趣自然就扩大了。记得有一次志摩念一段AldousHuxley的小说给我听，念到thecharmofthestaringvulgarity……，他忍不住笑起来了，连忙接着说：“妙极了！妙极了！”他这样高兴起来我想不是因为这个paradox说得漂亮，乃是因为他自己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我如今想起他的温柔和他对于朋友那番依恋的神情，才感觉至少在我的友朋中没有第二个志摩了。

他是难得的一个永不败兴的人。无论作什么事体，他的兴致总比别人来得高些。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痛苦的人，其实他何尝没有领略过一些人生的烦恼；不过他和雪莱一样，尽管一面不满于人生，不满于自己，而目前的存在却依然充溢了**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组织新月社，《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最近他编《诗刊》，第一期发表时，他本人还在上海，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诗刊》已出场，我的锣鼓敲得不含糊”。不错，他的锣鼓的确是不含糊。他拉稿子本领和他自己动起笔来的丰饶不差上下。给他凑稿子的人总还觉得他是朋友，不是一位算字数的先生。他生平交游之广和兴趣之博也增加不少他生活的意味。他谈吐的风趣是最使人不能忘掉他的。四年前我在上海桃源村他家里和他谈了个通宵，他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志摩最欢喜看浓厚强烈的颜色，如金赞、马蒂士、俄葛斯特约翰等的油画都是他生平最爱的东西。他散文里最好的地方好像也是得力于颜色的领略，和音节的谐和。

我总觉得志摩的散文是在他诗之上，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曾说过他的散文多半是草率之作，远不如在诗上所费的功夫。这些都是以后的问题了。志摩虽死，他的诗文仍在，后世可以无憾。但是我们所永久丧失的却是志摩的人，他那种别有的风趣，那种温厚纯真豪爽的性格。

二十，十一，二十，志摩死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