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的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的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的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的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的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的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的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的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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