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0周年纪念临近，左棍纷纷出动，沉渣泛起，大有复辟动乱鼓噪。说来也有趣，当年说老大哥今天就是我们明天，那麽老大哥对历史反省是不是也走在我们前面了呢？不知是俄罗斯和中国民族都有长期**统治下相似的民族性还是意识形态相同导致的思维模式相仿，在对待暴君问题上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上世纪70年代，苏联勃烈日涅夫统治下的“再史达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史达林乾杯”。

“为什麽要为史达林乾杯？”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所有的人民都相信史达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史达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差不多年龄，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200人吧”，一位小夥子说。

“也许2000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1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人，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史达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1963年，那是赫鲁雪夫反史达林和史达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史达林统治的阴暗历史事实。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达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忘却形式：不只是要忘记史达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苏联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史达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沉默代替了真实，沉默就是谎言”，那麽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弥尔(J.S.Mill)曾写道：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被不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也就因此被排除出国家历史，而从族群记忆中排除出去了。

对历史真实发生的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麽造成的呢？这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记忆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迫使大多数人变得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剖析自己的真实回顾。这样的记忆成为每一个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因为它是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地反抗。

人们对每一个过去时刻的集体失忆，总是与某种用以替代的“正统记忆”同时发生的。“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用来加强集体失忆，成为集体记忆的替代品。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史达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史达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史达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史达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集体沉沦。

这样的“自觉沉默”，发生在那些少不更事，对过去没有直接记忆的青少年身上，与他们在教科书或历史书里学到的东西有所关联。但是，为什麽那些上了年纪的，对过去有亲身体验的人们那里也会发生呢？

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纽约时报》莫斯科新闻部主任的海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Smith)在他的《俄国人》(TheRussians，1973年)一书里，记敍了当时一些苏联人对史达林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对史达林的大清洗感到心有余悸，一方面则怀念他的“坚强领导”。1973年巴黎航空展时，发生了苏联一架图－144超音速飞机坠毁事件，一位苏联工程师对史密斯说，“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有强人主政，那就绝对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1974年，苏联冰球队以7：2的比分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队，一位球迷也是这麽对史密斯说，“塔拉索夫(前教练)是个独裁者，他是很残酷，但他能赢球。”人们选择容忍独裁和忘记残酷，因为独裁和残酷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有效的领导形式。

早在19世纪，俄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谢德林就在《一个城市的故事》中描绘过俄国的这种强人崇拜，故事里的人叫喊，“就算把我们摞成一堆，四面放火……只要主子还在，我们就能忍受。”看来谢德林讽刺的还真不仅是那个奴性深重的沙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