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生走后不久，学校的风言风语就开始流传开来，有的说江生得罪了人被送去前线，也有的说江生在半路就被人弄死了。
一个月后，江生寄来了一封信给小五，跟家人报平安。

江生并未说战场上有多么残酷，他只是跟小五讲自己救了几个人，认识了哪些战友，让小五告诉母亲，他很平安，不用担心。

可江生在信件里始终对我只字不提。

过小年的那天我辗转反侧，想起江生刚来三里屯的那年，带着我和小五到街上买蛋糕给我过生日的情景，心中酸涩难忍。

直到来年开春，小五送了一个装满花花绿绿纸筒的瓶子给我，他说这是许愿瓶，只要把自己许的愿望写在纸上塞在瓶子里，愿望就能够实现。

我和小五都用写下各自的愿望，晚上，我偷偷看了小五许下的愿望，江生回来。

一模一样的愿望。

我躺在女寝的床边，望着院子里的桂树分开枝枝丫丫的叉，投下一层斑驳的阴影，打碎银色的月辉，落在地面。

那一年北平城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时常会走出教室，顽皮地踩着雪，听到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就特别愉悦，就像我满怀期待的人即将要归来时的声音，到时候我只需要一个转身就可以看见他。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有时顶着黑眼圈背书做习题，高中的课程很紧张，尤其是算术，线性代数和函数一直是我的弱项，我要没日没夜地做习题才能应对越来越难的考试，以前有不会的地方江生总会教我，可如今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一些难题我只能记住解法，根本理解不了。

我只要停下来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想着江生，我不知道问了小五多少次江生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听到多少次脚步声回头望去尽是失落，不知道多少次深夜醒来的时候，望着江生的床空落落的，就会感到特别迷茫。

我不知何时起，原本喜欢喧闹的性子变得特安静，一如当年喜好安静的江生，我每次从学校回到三里屯的时候都会去三里屯后面的北坡，看看那里是不是有我熟悉的背影，看看那里潺潺的小河，还有远处树林的律动。

我有时做梦也会梦见父亲，梦见他的大手抚摸我的脸，我猛然惊醒，看见床边的一只大老鼠，吓得惊叫起来。

母亲听到动静就会从隔壁赶来，小五也被我的叫声惊醒，他听着我的叫声就拿起门口的扁担四下打老鼠，母亲见我没事，责怪我太大惊小怪，然后又回了屋。

母亲走后屋内很快又安静下来，我不让小五吹灭煤油灯，就眼睁睁地看着火苗燃烧，直至自己睡着。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小五叫着我的名字，似乎是在试探我有没有睡，我没有回答，然后听到小五啜泣的声音，小五说：“刚刚我还以为是我妈来找我了。”

江生走后的第一年，一切都照旧，三里屯的人依旧是日升而起日落而息，浅塘镇的小学依旧每天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秦家的堂口生意蒸蒸日上，梨园的京戏每次开嗓都有贵人捧场。

那一年的考试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到全校第一名，母亲很是欣慰，清明的时候带着我去给老江和父亲磕头，顺便也给张光棍磕了个头，感谢他的龙鱼让我将来能够登科及第，考取功名。

尽管村里有些喜欢听书的老人们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母亲向来不理会这样的谬论，她一个人赚钱供我们读书，我的成绩好坏会让她明白自己的辛苦值不值，母亲想要证明自己没有对不起父亲，证明她不比别人差，能培养出状元，可以高傲地活着。

江生去参战的第二年，我、小五和赵大海都上了高二，那一年有一个男生喜欢我，他写信给我向我表白，我答应了。

那时候小五知道我和那男生谈恋爱经常和我闹情绪，有时晚上放学还会去找那男生的麻烦，让他离我远点。

男生很爱干净，穿着白衬衫，他的眉毛浅疏，像极了江生。

但是我们的恋爱只谈了两个月就无疾而终，一来是小五的从中作梗，二来是高中的课业太紧张，我连和他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多少。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而那男生最终也只是牵过我两次手，连亲都没亲过我。

五月下旬，中朝军队一起进行了第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军由战略进攻转成战略防御，那时我看着报纸上的内容，以为江生马上就要打完仗回来了，可是我从五月等到六月，又从六月等到七月，战事还没有结束。

七月中旬，敌我双方在开城举行和平谈判，江生寄来了一封信，说马上就要打完仗了，他快要回来了。

我和小五兴奋地睡不着觉，并且把江生快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坏了，那些天里他每天都巴望着江生回来，一听到门口有动静就立马放下碗筷，说道：“可能是你哥回来了，你们吃，我到门口看看。”

但是母亲每次都失落而返，她极力控制自己不表现出来，眼中却有难掩的委屈。

我们就在这种煎熬中等待着江生归来，从夏天等到秋天，从秋天等到冬天，直到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母亲包了很多饺子，我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江生也在，我每次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碗里的饺子，江生就会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分我一半。

我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说不出话来，小五在一旁讲着笑话，跟母亲聊着在学校有趣的事情，我吃完饺子转身跑出门，眼泪抑制不住地流出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上明明说开始和平谈判了，怎么谈了半年还没谈下来，明明江生自己都说快回来了，现在半年了也没给家里寄回来一封信？

这场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还没有结束，期间多次交战摩擦，先是发动夏季攻势，随即秋季攻势，甚至动用了细菌武器，直至战场转到了上甘岭。

那一场战争用惨烈已经不足以形容，战地记者拍了一张上甘岭风雪笼罩的相片，相片里，一排排的士兵趴在战壕上被冻成冰雕，我告诉自己江生最不怕冷，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再说他应该是医疗兵，不会跟前线的战士一起被困在风雪中等死。

有时下课的时候我会去找小五，问江生有没有来信，让他去学校的信箱仔细找找，有时我就堵在学校的信箱旁边，生怕有学校暗恋江生的女生看见江生的名字就把信拿走，久而久之，我和送信的人也认识了。

我认识送信员一年多的时间，也问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都没有看见江生、江绒和马小五这三个人的名字出现过。

江生走后的第三年，我十七，小五也十七。

我和小五终于都上了高三，课程的紧张让我无暇思考，我每天都要背书做笔记，每天都被如山如海的习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五月的时候学校开了一次全校的考前动员大会，跟我们分析了现在各个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和未来学科的发展方向。

那时候科学和文学都较为热门，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带动，无数的愤青都希望成为作家和诗人，冰心老师也曾被请到我们学校演讲。

身为北平人，能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是极好的，但这两所大学的分数线太高，离满分只差三十分，若是算术的最后一题做不出来，其它科目稍有两题错误就会名落孙山，而那时候上海国立复旦大学也是名校，学校老师和我讨论了半天，我和母亲也商量了许久，最终决定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

我似乎在紧张忙碌和对未来的憧憬中忘了一个人，直到六月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去学校教导处接电话，电话是沈阿娘打得，她说母亲住院了。

母亲的身体向来健朗，突然住院很可能是和工地有关，建筑工地经常会出现各种事故，我和小五时常担心，生怕母亲也有什么事，就急忙赶往母亲所在的浅塘镇医院。

病房里，母亲躺在床上，脸色很差，她的头上挂着吊瓶，怔怔地看着我和小五进来。

“娘，您这是怎么了？”小五急切问道，打量着病床上的母亲，生怕她摔断了腿，或哪里被砸伤了。

“放心吧，你妈没事，就是中暑了，好久没休息了。”沈阿娘说道。

母亲的神情很是疲倦，没和我们说几句话就睡了过去，小五不放心，亲自就找医生问了母亲病情，得知母亲就是劳累过度的也就稍稍安心了些。

下午的时候我回了趟学校，刚好学校通知考前放假三天，母亲是第二天出院的，那三天里小五没让母亲再去工地，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如今的小五不仅人高马大，壮得像头牛，而且烧得一手好菜。母亲对小五有时比对我还亲，我和小五拌嘴的时候，母亲向来向着小五。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去隔壁村子理发，我从睡梦中惊醒，习惯性地看着身边空落落的地面，原本江生的床已经被母亲移走，放到了粮仓里屋。

我突然心里发慌，跑到里屋要将江生的床抬出来。

小五在身后看着，问道：“江绒，你没事抬床干什么？”

我不理会，抓住床头用力将它从粮仓里屋拖出来，小五上前想要帮忙，被我一把推开，她看见我的手被木屑扎得流血，皱着眉头说道：“江绒，你手流血了。”

我抬不动床，只觉得胸闷，小五将我从屋里拉到外面，我捶打着小五的胸膛，将他推开，那时候母亲刚好从门外进来，见我还要去抬床，就问我发什么神经。

我瞪着母亲说道：“江生又没死，你干嘛把他的床收起来！”

我的脑海里突然就想起了江生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在三里屯的点点滴滴，难以抑制，江河决堤。

我坐在地上委屈地哭喊道：“都三年了，怎么江生还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