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山位于京北市西约80公里，属于京北市与邻省交界的地带。
徐行二当法医二十多年了，经手大小案件无数，京北市周边早已跑遍，闫儒玉和吴错倒是第一次去牛头山，徐行二就给两人当起了导游，还讲起了从前在牛头山破过的案子。

“94年那起无头案你们听说过吗？”徐行二道。

吴错摇了摇头，94年那会儿他应该正在上幼儿园大班。

倒是闫儒玉一边开车一边道：“牛家三兄弟被杀，凶手杀人后把人头砍下来煮熟，带到林子里喂野狗，是吗？”

“这得有多大的仇啊？！”吴错道。

徐行二点点头，“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师傅带着我去现场，我对那个案子印象可太深了，惨啊！三兄弟晚上凑在瓜地窝棚里，一边看瓜一边打牌，第二天中午，老大媳妇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时候还不回来？去地里一看，三个人全死了，整个窝棚都让血染红了，三颗人头全都不见了。”

“后来呢？凶手是谁？”吴错问道。

“凶手是同村的一对父子，父亲将近40岁，儿子也快20了。因为他们是外来户，且两人都是哑巴，总是受牛姓人家的排挤欺负，尤其是被杀的牛家三兄弟，这三人平时可以说以欺负哑巴父子为乐，所以才惨遭杀害。”

吴错不由咂舌，“牛头山地方不大，一出事就是大事啊，20年前三兄弟被杀，现在又是一家*****想想就瘆得慌。”

“人民公仆还怕这个？”闫儒玉撇撇嘴，又在后视镜里对吴行二道：“当年牛家三兄弟的案子我只是略有耳闻，具体的情况却不清楚……”

“你是想问破案经过？”徐行二道。

这下，闫儒玉和吴错一起点头，就像两个警校学生。

“20年前不像现在，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先进的刑侦手段，像DNA检测啦，监控摄像啦，都没有。通过尸检，我们发现尸体颈部的刀伤很长，伤口明显一侧深，一侧浅，且有两处刀伤带有拐弯。”

“拐弯？”

“这个没法具体描述，总之就是和一般的刀伤不一样，你要知道凶器是镰刀就明白了。”

“镰刀……”吴错伸手比划了几下，就像手里真的拿着镰刀似的。

“因为镰刀是7字形的，会形成特有的一侧深一侧浅的伤口，而且能在颈部留下半环状的伤口——也就是所谓能拐弯的伤口。”闫儒玉解释道。

“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徐行二继续道：“另外，我们在现场——也就是牛家的西瓜地发现了几枚比较清晰的脚印，还有瓜秧被踩坏的痕迹，通过脚印我们确定凶手是两个人。

还原了凶手进入和离开现场的路线后，我们发现凶手是从牛头山村方向来到现场的，杀害牛家三兄弟以后，又向着牛头山村方向离开，由此推断凶手很可能是本村人。”

“同村？那嫌疑人范围就缩小了不少。”吴错道。

“说是这么说，但凶手下手特别干净利索，始终没找到直接证据，而且三颗人头也一直没找到。像这种大案，上面限制了破案时间，我师傅急得起了一嘴大水泡。

当地派出所也着急，组织村民配合调查，让我们挨家挨户地检查镰刀，一遍排查下来，几个与牛家三兄弟交恶的人却都排除了嫌疑。

哑巴父子也在我们的嫌疑人名单上，但哑巴家的镰刀很旧，看起来好几个月没用，已经生了锈，就连刀柄的木头都裂缝了，显然不是凶器。

案子没有进展，我和师傅几乎天天住在村里。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案发后的十三天，邻村有集市，好多村民大清早就去赶集了，村民陆续回来的时候，有人买了一把新镰刀。

这倒是让我们受了启发，我和师傅就赶到集市，找卖农具的打听——那会儿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们给卖农具的看了几组嫌疑人照片，问他这些人里有没有最近买过镰刀的，你猜这么着？卖农具的老大爷一下子就把小哑巴指了出来。

老大爷说那大概是几个月前，两个哑巴从他这儿买走了两把镰刀，当时小哑巴抢着拎东西，生怕他爸累着，特别孝顺，老伯还在心里想：这么好的孩子是个哑巴，可惜了！所以印象比较深。

有了这条线索，哑巴父子瞬间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他们也察觉到了异样，开始装聋作哑——你们别笑，我这形容还是很贴切的，原本我们还能凭手势简单交流，可是一比划买镰刀的事儿，他们要么干脆看不懂，要么胡乱比划一通。为这个案子还专门从市里找来一位手语老师，可人家愣耍赖，老师也没辙。

虽然交流上出了障碍，但两人的态度更让我们确信，凶手就是他们！”

“可是没证据啊，”吴错道：“凶器没找到，现场痕迹也不是直接证据，没法定罪啊。”

徐行二点头继续道：“的确是难，不过一处细节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什么细节？”

“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不自觉地过起了跟哑巴父子打交道的画面，我就想起来，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小哑巴正蹲在院子里刷锅，那是一口挺大的铁锅，当时正好是饭点儿，谁也没留意，可是一琢磨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两个人有必要用这么大一口锅吗？

更重要的是，锅里沾了一层油，就是那种发白的动物油脂，可是我记得很清楚，进屋的时候父子俩才刚吃过饭，碗还没收呢，两人的饭菜要多清淡有多清淡，一点油水都没有。

我想到一个可怕的情况：人头可能被煮了。”

徐行二讲述得抑扬顿挫，吴错后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大概是想调整气氛，他打开了车载收音机。某男科医院广告突兀地在车里响起，吴错只得尴尬地又将收音机关上。

正开车的闫儒玉没绷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吴错直接忽略，一本正经地问徐行二道：“可还是没证据啊。”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下水道，夏天洗衣服、洗锅的脏水就直接泼在院子里，我和师傅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将哑巴家的院子翻了个遍，你别说，就在哑巴家经常泼脏水的地方，还真让我们找到了三块特别小的骨头渣。”

徐行二拿两根指头捏着一道小缝比划道：“就这么大点儿。那会儿的技术不比现在，别说DNA鉴定了，就是想确认这骨头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都难。

案子就此成了悬案，案宗、三块碎骨，还有死者的DNA检材全部保存了起来，直到我师傅退休那天，市里引进新技术，建了全国第一个DNA检测实验室，师傅将旧案的材料送检，确认三块骨渣与三名死者中两人的DNA匹配。

时隔整整14年，悬案终于告破，证据链完整，哑巴父子归案，凶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