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智慧《易传》的作者把《易》的辩证观展开了，他是约略探寻着自然的理法。假使他向前更进一步，他可以导引出一个必然的革命的实践。就是顺着自然的理法，扶植弱者，被支配者，促进战斗，促进变化。然而他没有走到这一步，他却把方向转换了。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彖下传?恒》）

他在不已之中看出恒久出来。变化尽管变化，但是变化总要变化。变化的形象是相对的，变化这个道理是绝对的。这个绝对的道理是恒久不变。只走到这一步，还不算错误，因为变化本来是绝对的。但这绝对与相对依然相符，就是变化的意义随时在变化，所以变化只能看成相对的绝对，然而他却把它看成绝对的绝对了。

这个要求，根本是占在支配阶级，想保持支配权的恒久。更进一步，他把这绝对的恒久化成本体，依然把世界双重化了起来。

《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上传》）

道，我们知道本来是老子的本体观，这儿输人来变成绝对恒久的至高理性。于是辩证观倒立起来了。本来是从天地万物看出来的道理，却一变而为产生天地万物的至高的存在。这个存在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的，空间也不能范围它，时间也不能范围它，它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万事万物万理万化都是裁成的，它是“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全能全智。

这样的一个存在当然就是神。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阴阳不测之谓神。

道即是易，易即是神。

,就这样辩证法一变而与形而上学妥协，再变而与宗教妥协。绝对的愈见绝对化了，相对的只是由它的仁义的性情表示出来的盛德大业。

只是这一着——肯定宗教——还看不出儒家的苦心，还要更进一步。

宗教是肯定下去了，有了宗教便不能不有教主——其实是有了教主然后才有宗教。这教主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远，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远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的“大人”了。这样的大人便是圣人，是应该奄有天下的。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

崇高莫大乎富责，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圣人之大宝曰位。

这涎登大宝的圣人——大人，与《易经》上的大人稍微不同，《易经》上的大人是物质上的贵族，这儿的大人是精神上的贵族，这样的贵族才能做人主与教主。在这儿政教合一的原始政体才合理化了，这正是士大夫阶级的哲学。更明白的说，就是因为士大夫阶级做了统治者，所以不能不找出这一番哲理来做自己的根据。

一切都得着根据了，一切都合理化了，但这个秘密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这应该把他神化起来，圣化起来。古人的迷信尽管是迷信，然而有用是多么有用的。所以

(1)神道设教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2)鬼神的肯定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3)享祀的肯定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

(4)卜筮的肯定

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麈赛者，莫大乎蓍龟。

就这样在原始人是自然发生的宗教的骗局，到这儿竟成为有意识的愚民政策.

《易》之构成，除了运用“原始要终”的整体方法外，还采取了“分两尚中”（即“分而为二”、“尚于中行”）的对立统一方法。“分而为二”本来是《周易》揲蓍之法的第一个步骤，即将用来占筮的四十九根蓍草随意分成两份，《易传》的作者进一步用“分而为二”的方法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分而为二成两仪，两仪象征天地、阴阳等对立的矛盾形态；两仪又分而为二成四象，四象象征夏春秋冬四时，而夏冬、春秋又表现为两组对立的矛盾形态，四象再分而为二成八卦，八卦象征八种基本物质，它们组成了两两相对的四组矛盾形态，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再两两重叠，就形成了《周易》六十四卦系统。这六十四卦又代表了三十二对矛盾，象征着宇宙间充满了矛盾冲突。“分而为二”是《周易》运用对立冲突的观点，阐述事物矛盾形态的具体方法。但是事物的矛盾总是表现为对立的统一，辩证的观点作为事物矛盾在主观上的反映，必须是既看到对立，又看到统一。《周易》在讲对立的同时，又十分重视统一，强调“中行无咎”、“尚于中行”。“中行”一词，《周易》中一共用了五次，都是在告诫人们行事要合于中道；能合于中道就能保持中和，其要无咎。《易》之为书的目的，就是指导人们如何做到“无咎”，就像《系辞》所说的“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始终”之位处于两极，亊物的矛盾对立在这里发展到顶点，事物的性质也将在这里发生质的变化，所以非常可怕，只有中行才是保险安全之道。这里，《周易》由于过分强调中行无咎，强调和谐统一，已经走上了折中主义。不难发现，《周易》说的“分而为二”、“尚于中行”与《论语》说的“叩其两端”、“过犹不及”，《中臢》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都是一个意思，即既抓住两端，又贵和持中，它们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中和”特色。

《文心》继承了《周易》“分而为二”、“尚于中行”的思想方法，以此来“弥纶群言”，倡导折衷。我们知道，刘勰论文力主“折衷”，他反对“复似善骂，多失折衷”（《奏启》）的极端做法，认为“折之中和，应保无咎”（《章句》），《序志》篇还特别申明《文心》是本着“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方法来写作的。“折衷”的前提是“执两”，只有对事物的两端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兼解以俱通”（《定势》），才能做到不偏不倚、求中持平，实现“以裁厥中”（《附会》）的目的。《文心》在分析具体的文学问题时，正是采用了分两折衷的方法：一方面对艺术问题分而为二，兼能倶通，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质与文、才与学、奇与正、古与今等；另一方面在分两兼解的同时，又强调“能执厥中”（《封禅》），力求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种兼解折衷的方法，就是刘勰的艺术辩证法。

（一）质与文

质与文的含义，广而言之，近似于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刘勰对这两方面采取了同时兼顾、折衷统一的辩证方法。

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诠赋》）

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才略》）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质与文、情与采两方面的统一，所谓“文质相称”、“情采自凝”，失去一方就不成其为艺术作品了。刘勰运用兼解折衷的方法，抓住质与文的两端来“折之中和”，他主张“文不灭质”，“贵乎返本”，反对“采滥忽真”，“繁采寡情”（《情采》），认为艺术要文，但文中要有质；作品要采，然采中要寓情。情采结合，文质相附的中和标准，才是刘勰的审美理想。根据这种审美理想，他对文坛上重理轻文的玄言诗和重文轻理的宫闱诗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二）才与学

才与学是有关主体创作才能形成的一对范畴。对这个问题，刘勰同样采取了两面权衡、折衷求和的方法，即既重视创作主体的先天禀赋，又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

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

才有天资，学慎始习（《体性》）。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由外成。（《事类》）

刘勰承认创作主体的先天才性各有不同，认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神思》），“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体性》）。可贵的是他没有对这些先天差异横加褒贬而流于天才决定论，而是强调“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要求人们“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通过努力学习来提高表达技巧，锻炼艺术才能。这就把先天的才气与后天的学习统一起来，在《文心》创作论中，既阐述了才与学的不同特点，又坚持了才与学并重的艺术辩证观。

（三）奇与正

奇与正主要指新奇独特和庄重典雅两种艺术风格。刘勰从儒家正统观点出发，认为“雅与奇反”（《体性》），赞扬典雅庄重的艺术风格，把它视为正体；且对新奇的艺术风格则有所不满，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刘勰并非本来就对新奇的风格存有偏见，他对新奇的风格颇有微词实属事出有因。《序志》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搫蜕；离本弥甚，将遂讹滥。”面对当时文坛上弥漫着的离本逐奇、穿凿取新的文风，刘勰甚为担忧，他本着“正末归本”，救时之弊的雄心，“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基于这样的原因，刘勰提出了辩证的奇正观：主张“执正以驭奇”，反对“逐奇而失正”（《定势》），即新奇要以雅正为基础，不能离本逐末，求奇舍正。掌握了这个尺度，那么奇与正就可以并行不悖、相映成趣，故曰：“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四）古与今

古与今这对范畴涉及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刘勰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

酌古御今，治繁总要。（《奏启》）

釆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议对》）

不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封禅》）

文学要发展就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又必须以继承为基础，会通古人的创作，适应今天的变化，在古今中讲因革，于通变中求发展，这就叫“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至于怎样“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风骨》作了回答：“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刘勰认为，只有广泛地学习、借鉴古代的文化典籍，熟悉、掌握文情的变化规律和文体的写作要求，才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艺术作品。

一言以蔽之，刘勰受《周易》“分两尚中”的思想方法的影响，在《文心》中对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创作主体的才性与学识，文辞风格的典雅与新奇以及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两两对举，兼解折衷的辩证论述，使《文心》全书充满了艺术辩证法的光辉。